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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最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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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不违法，即便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磨房主人，皇帝也无奈他何，因为即便皇帝也不敢与法律抗衡。这并非德国人精于遵守秩序的民族气质使然，实在是因为他们坚信：只有法治的力量才是绝对的力量。
2001年3月14日，《教育时报》刊登了一封题为“这样的保证书合理吗？”的读者来信，反映某乡要求新分配教师，在上岗前必须填写以“工作期间，不向党委和政府要工资、福利、待遇”，“若因工作、工资问题导致不稳定现象，后果自负”等为内容的保证书。
此前，虽然我对教师工资拖欠之类的事已感麻木，但像这种把“丑话”说在前头的写保证书的事，还是闻所未闻。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闹饥荒。”我不知道该乡要求教师写保证书的领导们是否也要吃饭，他们怎么会把这种事做得如此理直气壮？
在文明社会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是常理。即便在某些社会制度下，它们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但至少也会“春种万粒粟，秋收一粒子”吧？可这份保证书，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悖论：万分耕耘，零点收获。教师们兢兢业业地耕耘，却无权收获，这算什么道理？
然而，就像苍蝇、蚊子虽然惹人讨厌，但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一样，据我调查，保证书的出笼竟也有它的一套逻辑。该逻辑是：某些乡镇的财政经费捉襟见肘，而每年要求在教育单位上岗就业的各类毕业生数量却日益增多，这就出现了僧多粥少的现象。为了把较少的粥分给较多的“僧”，身为“方丈”的乡镇领导们，自然要给他们念不要工资、福利、待遇的“金箍咒”了。因为如此一来，不但分粥的问题解决了，还白添了不少只干活不吃饭的劳力。
这些乡镇领导们“一箭双雕”的手段，真是高明极了。然而，他们是否知道，这样做已经严重违背了“劳者有其食”的基本精神。也许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知道的，所以，当该读者的来信刊登之后，有关部门马上给报纸写信，承认自己的做法不妥。报纸随后又以“回声”的方式将来信发表，以示问题的解决。但是，另外却还有部分乡镇的领导不知道或不愿知道。
在此之后，该报又连续收到了几封性质与此类似的读者来信，而最近我在农村的一次调查中也发现，即便某些乡镇的领导读到了报上刊登的这两封来信，却依然我行我素，毫无改过之意，有的甚至变本加厉，更添上上岗要先交数千到上万元上岗费的条款，并美其名曰“捐资助学费”。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但知错不改甚至明知故犯，就是恶莫大焉了！我以为，他们之所以敢把“土政策”凌驾于国法之上，就在于在他们的眼里，“权”即是“法”，而不是与之相反。
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有一次到波茨坦市巡视，当他远眺该市全景时，发现许多美景都被一座破烂的磨房挡住了。威廉于是命人找到了磨房的主人，准备买下磨房后即行拆除。谁知磨房主人坚决不卖。威廉在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威胁磨房主人说，如果不卖，他就要强行拆除。没想到磨房主人干脆利落地说：“只要你敢这样做，我就会到法院告你。”威廉听完，非但消了怒气，不再拆除磨房，反而感慨地说：“没想到我的人民竟如此信任法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不违法，即便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磨房主人，皇帝也无奈他何，因为即便皇帝也不敢与法律抗衡。这并非德国人精于遵守秩序的民族气质使然，实在是他们坚信只有法治的力量才是绝对的力量。
任何社会都必须依靠这种力量，才能维持长治久安，保障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平安。如果我们能学会时时事事都把法律的“丑话”，而不是权力的“丑话”说在前头，那么，不要说类似性质的“保证书”不会出现，恐怕比它更有来头的东西，也只能望法而退，自行了结。
教育指南
作为家长或者老师，如果你身在城市，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么，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事情很荒唐。是的，它的确十分荒唐，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发生着，而且发生的地方还非常普遍。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这就是我们的国情。面对这样的国情，不知道你将作何感想。
那么，类似的荒唐事，是不是就一定不会在你的身上，或者你的孩子、你的学生身上发生呢？在我看来，并不一定，或许还正在发生着，或者已经发生过。只不过，当它表现出来的时候，从表面上看，不像不要工资和待遇的保证书这么明目张胆地荒唐罢了。
比如班费。可以说，在现在的绝大多数学校，尤其是城市学校中，班主任都会组织向学生收取班费。至于为什么要收取班费，理由往往很充足：班级组织活动如举办晚会、郊游等需要钱，添置卫生用品如扫帚、字纸篓等需要钱，购买学生的饮用水、水杯需要钱，订阅公共报刊需要钱……总之，班级里要花的所有钱，都要由学生来出。这似乎成了多少年的惯例，一学期又一学期地收着。
然而，这种收费真的合理、合法吗？说实在的，无论国家的哪一条法律法规，包括直接与学校收费有关的，都没有规定过这项收费；不但没有规定过，反而明令要求取消向学生收取除学杂费以外的任何费用。根据国家规定，从2007年起，全国农村学校将免除一切学杂费，届时，我不知道农村的学校，还会不会继续向学生收取班费。那么，城市学校呢？我想，肯定还会一直收。
明明是违法违规的收费项目，却还在冠冕堂皇地一年年收着，而且收者收得心安理得，交者交得自觉自愿，这是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呢？如此荒唐的事情，却又被家长、老师都看得十分正常，这是不是特别荒唐呢？那些被迫签了不要工资和待遇保证书的农村老师们，还会通过各种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可是，这些自愿交钱的家长，又该怎么办呢？那些组织学生收班费的老师，更该怎么办呢？
只有法治的力量，才是绝对的力量。而要培养孩子们的法治意识，并不是说一定要从大事抓起，从身边的一件件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抓起，有时候更有意义。毕竟，很多大事孩子们是不经常碰到的，而生活中的无数小事，却可能经常陪伴着他们。既然如此，我们能不能从老师主动取消班费、家长拒交班费做起呢？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去发现更多的违法违规小事，去启蒙孩子的法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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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品质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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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极其重要的。它的高度，往往决定着人的文明素质的高度，因而也决定着人的理想高度。因此，努力培养良好的品质，不断提升它的高度，就成为教育的一种规律、一种常识。只有严格遵循、善于遵循这种规律，才能创造性地挖掘人的各种潜能，最大程度地将人塑造成一个成功的、杰出的，却又不失平常心态的、真正文明的人。否则，人的所有才能，反而会成为一种反作用力，加速人的堕落甚至“死亡”。
那么，去哪里寻找提升品质高度的途径？去生活中。而所谓生活，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周围的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通过这些事，尤其是典型故事的分析，你将会发现，提升品质高度并不像你想像的那样难。只要你把握住了其中的规律，严肃认真地实践它们，以其规范、引导或者校正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在不知不觉中，品质高度就会有自然而然的提升。而如果以此教育孩子，效果也一样好，甚至会更好，因为孩子是最可塑的。
具备品质高度，就是让孩子站在人生的高跳台上。
提升品质高度，就能使孩子一览众山时再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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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是培养天才的第一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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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教育方式，孩子在其中越少感觉到教育者的意图，它的教育效果就越大。下厨是教育者意图最弱的教育方式，它不但可以提高孩子的动手动脑能力，更能因此而保证孩子今后的生活质量，锻炼其生存能力。
近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发表文章：“我在研究工作之余，最大的嗜好就是下厨做菜，与妻儿、亲友一起享用。之所以喜欢下厨，可能是因为自己喜欢动手做一些组合、操作的事情。小时候我很喜欢玩积木，除了建房子，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会到库房找零件，将玩具改装成机器人。改装的过程，让我的机械、物理常识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我养成了自己动手做的习惯，也让我的双手更灵巧。我认为应该让孩子从小学会下厨。”
读完该文，我立即想起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勒斯的一句话：“劳动给生命之灯添油，而思想把灯点燃。”
然而，不知怎么回事，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人们似乎忘记了“劳动”这个词，即便是教育工作者，好像也在课堂内外对它失去了昔日的热情，有时偶尔向青少年宣传劳动的意义和价值，也常常流露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观念。再加上不少家长让孩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用学习成绩对孩子“一票否决”，更加弱化了其劳动意识。
在此情况下，青少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便成了比较普遍的现象，至于其中“上得学堂，下得厨房”者，更是鲜见。这种现象非常值得我们警惕。
青少年劳动意识的弱化，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成才。朱棣文指出：“我曾在选拔优秀生入大学时，淘汰了一些被称为非常优秀的孩子。当时，孩子的父母很不理解与不满。但我说：‘这些只会念书的孩子，连煎蛋、煮蛋都不会，怎么可能懂实验？’”
的确，如果一个孩子只会读书，不会日常劳动，甚至连煎蛋、煮蛋都不会，真的无法想像他所谓的“天才”，到底能有多少得到发挥。要知道，“变为学生习惯的日常劳动活动越多，他们新的道德品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新的兴趣、要求和需要的形成的前景越广阔。这样一来，教育者面前便展现出发挥每个受教育者个人才能和天赋的无限可能性”（苏霍姆林斯基）。否则，“天才”们很快就会江郎才尽。
由此而言，让天才从厨房起跑，就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以朱棣文为例，他该是“天才”了吧，可就是这个“天才”，依然将成功归之于从小“养成了动手做的习惯”，因而大力提倡“让孩子从小学会下厨”。而下厨的意义之大，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话作理论上的解释，就是“儿童在年岁小的时候，所掌握的技能和技巧越复杂，他到中学毕业的时候，在智力发展上达到的水平就越高”，并且人“并非一定要在非常环境下，才能检验自己的意志力，人可以经过积极的努力，在平常的生活条件下，创造不同寻常的事迹，可以在平凡的劳动中、在克服困难中、乃至在同自身弱点的斗争中，成为意志坚强的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又往往是无坚不摧的。
事实上，任何一种教育方式，孩子在其中越少感觉到教育者的意图，它的教育效果可能就越大。而下厨是教育者意图最弱的教育方式，它不但可以提高孩子的动手动脑能力，更能因此而保证孩子今后的生活质量，锻炼其生存能力，而后者将是所有父母的最终教育目的，只要你是真心希望孩子幸福。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一个故事：11岁的小姑娘刘元菁是开封市县街小学五年级学生。有一次，她手里拿着一根擀面杖，书包里背着菜刀，站到了河南省首届少儿综合素质大赛复赛的赛场上，和众多选手争夺特等奖。对刘元菁要靠擀面杖和菜刀赢得大奖的做法，评委们格外赞赏。
虽然刘元菁最终是否拿到了大奖我不知道，但我却敢这样肯定，她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理由很简单，就是“教育所追求的目的，就是让人不仅今天而且将来都能领悟到劳动的幸福”（苏霍姆林斯基）。刘元菁达到了这个目的，她的生命之灯已经被劳动添满了油，敢于创新的思想又使这盏灯发出了光亮。
教育指南
“厨房是培养天才的第一起跑线”，这个观念对现在的很多家长来说，可能已经显得十分陌生。
也许是考虑到现代社会竞争的加剧，很多家长千方百计让孩子学习各种“竞争”技能；相应地，摸透了家长心理的市场，也推出了花样翻新的、各种旨在培养孩子“竞争”技能的学习班：钢琴班、奥数班、英语班、舞蹈班、书画班、武术班、体操班……除此之外，各种旨在获得各种证书的考级，也在冲击着孩子们的童年，不少孩子甚至与大学生一起，在英语等级考试中一比高下。
如此一来，孩子的“竞争”技能，也许是真的有所提高，然而，与此同时，孩子们最日常、最必须的“生存”技能，却逐渐退化，甚至完全不具备。结果是什么呢？可能不少家长也发现了———
有些孩子虽然考上了大学，却根本照顾不了自己，要么需要家长继续陪读，要么只好退学，更有个别孩子甚至在压力之下选择了自杀；有些孩子虽然出国了，好像前程似锦，但由于缺乏最基本的生存能力，比如，不会自己做饭、洗衣、购物，甚至不知道该如何与人相处，而压力倍增，以至于很多人只好放弃留学，还有一些孩子则沉迷于金钱的“服务”，最终在人生的歧路上越走越远。
所以，家长们必须明白，“竞争”技能固然重要，但“生存”技能却是最基本的。如果一个孩子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还谈什么竞争呢？相反，如果孩子的生存能力很强，风雨不惧，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挑战他们不能应对？何况，就像朱棣文所说的，如果你连一顿简单的饭都做不好，比做饭更为复杂的科学实验，又怎么能够很好地完成？
这样，家长们就需要记住：不要包办孩子的一切，一定要让他们从日常劳动中，学会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技能，比如洗衣、做饭、扫地等等，以便孩子们走出家门以后，能够独立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毕竟，你不可能照顾孩子的一辈子，最终，孩子还是要自己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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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得菜根，做得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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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轻人敢于破旧立新的精神风貌，只有真诚地送上鲜花和掌声，才能准确表达我们内心的激动。“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希望每个人都能记住这句话，并且认真实践它。
有这样两个有关高学历人才涉足餐饮业的故事，曾经一度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江南时报》2003年10月18日报道，先后去过20多个国家的留德博士戴富祥归国后，在江苏省扬州市开设了一家名为“阿里郎韩国料理馆”的餐馆。由于该餐馆的菜肴风味正宗、环境设计充满情调，开张不久就成了扬州及周边县市韩日商人的定点聚餐地。《华西都市报》同年10月21日报道，西安交通大学3名在读硕士研究生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连锅汤店，因为汤店定位准确、特色鲜明，生意做得颇为红火。
有趣的是，两家媒体在报道时，不约而同下了“引起争议”的价值判断：对戴富祥，“一些市民认为，留德博士开餐馆是人才的浪费，如果要开餐馆根本不需要去留学。而另一些市民认为，博士放下架子去经营小餐馆，对高素质人才改变就业观念是一个触动”。对3名硕士生，“有的人认为他们3个学工科的研究生开连锅汤店，简直就是大材小用。有的人却很羡慕他们在读书期间，就能有一个创业的机会”。总而言之，反对者的理由是“大材小用”，支持者的动力是“新就业观”。
两种意见谁是谁非暂且不管，先看被报道对象自己的想法：戴富祥表示，他在外面学了不少东西，想为积累的知识找一个“试验田”，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此次开店的全过程由他一个人“包揽”，目的是尝尝艰苦创业的滋味，为自己将来涉足食品制造业积累经验。3名硕士生则说，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为将来的发展建立人际网络，做餐饮只是未来发展计划的很小一部分，是在进行原始积累，大家的终极目标是搞一个含地产、软件等为一体的跨国实业集团。
很明显，无论博士还是硕士，都并非目光短浅的“井底之蛙”，他们胸中的广阔天空之所以被反对者缩小成了一个井口，只是因为反对者自己困在了井中。今天的社会环境早就不同于从前，理解、尊重和支持人的自主生存与发展权，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正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实践证明，恰恰是这种充分张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价值观念，打碎了长期以来束缚在人身上的各种枷锁，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个人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
事实上，在高学历人才涉足餐饮业这件事上，我们理应感到高兴而不是扫兴。我们是一个有着很长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文化的糟粕曾长期毒害过国人，且至今余毒未尽。以知识分子为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缺乏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的实践精神，一直是不少人难以彻底革除的“劣根”，并且学问越高，这方面的问题似乎越严重，好像“勤四体，分五谷”很丢人似的。由此造成一些人以“扫天下”为荣，以“扫屋”为耻，全忘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常识。
在3名硕士生开的连锅汤店里，有八个字随处可见，那就是“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硕士老板们说，这八个字是他们永远的创业理念。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新一代知识分子正在以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姿态，努力摆脱旧文化、旧观念的束缚，信心满怀地开拓自己的美好未来。我以为，对年轻人这种敢于破旧立新的精神风貌，只有真诚地送上鲜花和掌声，才能准确表达我们内心的激动。“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希望每个人都能记住这句话，并且认真实践它。
教育指南
“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实际上，这是很古老的一句话，并不是3名开汤店的学生的“发明”。要说熟悉，可能做父母、当老师的比孩子们更胜一筹。
然而，熟悉是熟悉，实践归实践，再熟悉的常识，如果不去实践，也毫无用处。有意思的是，尽管绝大多数父母、老师知道这个道理，可真正脚踏实地的实践者，却并不是很多；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孩子们去这样做了，有时候还会遭到反对。留德博士戴福祥和3名硕士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做父母的不讳疾忌医，那么，是不是就应该承认：现在，自己给孩子设计的目标多了，也高远了；同时，提供给他们的各种生活、学习条件，也比自己成长的年代好多了。这固然很好，但是，当父母们这样做的时候，却恰恰忘记了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没有培养孩子脚踏实地做一件事情的精神。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不少孩子好高骛远，却又眼高手低，大事做不来，小事做不了，经常是一事无成，而又骄傲自大。与之相比，那些善于从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做事情的人，看似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宏大的理想，可最终却成就了一番人生的功业。对此，家长不能不有所反思。
既然要有所反思，当然还要有所行动，那种“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是万万要不得的。这种行动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尽可能培养孩子的吃苦精神，以及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脚踏实地的劳动态度。
留德博士开餐馆、硕士生开汤店，这是大材小用吗？恐怕不能这样说吧，要知道，他们的理想，并不只是一家餐馆、一个汤店，而只是以此为锻炼自己的第一起跑线，体验创业的艰辛。在餐馆、汤店的背后，还有着更宏大的事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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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剥夺了孩子说真话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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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迟早要成为社会的主人，其思想感情是否真正健康，人格是否不被外界压力强行分裂，不但对他们本人，而且对整个民族的素质而言，都极其重要。一个不会说、不愿说、不敢说真话的孩子，很难想像他会做出多少真善美的事情。
“春天细菌繁殖旺盛，夏季蚊虫都在这时孳生；春天易流行感冒；春天雨水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很烦人，像个爱哭的小姑娘总也止不住；春天冷热不均，忽冷忽热……”
这是一位名叫王聪（化名）的小学生，写的一篇名为《春天》的作文中的一部分。作文交到老师那里后，王聪挨了批评。老师对着全班同学说：“有的同学不停地在作文中写春天不好，是不听老师讲解，胡思乱想，跑了题的结果。古往今来，文人们都夸春天好，说春天不好是动错了脑筋。”
2002年5月3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件事。随即，它便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6月4日，该报又发表了它的后续《作文里为什么不能说真话》。在这篇后续中，记者列举了不少例子，其中一个是一位参加过作文大赛的女生谈自己的经历：作文大赛的题目是“我最想生活的时代”，“我开始写的是，我最想生活在苏格拉底时代，因为那时候思想非常自由。可带队老师告诉我这样写不行，太消极，不乐观。应该让人从你的文章中看到对未来的希望，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尾”。
春天到底好不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并非“古往今来，文人们都夸春天好”，春天就一定好得成了颠覆不了的真理。这一点，恐怕无人怀疑。因为春天的确有其不好的地方，王聪就说出了这方面的不少事实。可王聪却因此而被老师批为“胡思乱想”“动错了脑筋”。与王聪挨批一样，那位“最想生活在苏格拉底时代”的女生也被老师叱责为“太消极，不乐观”。
在此，我们且不管他们出于何种想法，写出了这样令老师不满意的作文，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他们都在作文中说了真话，也正是这些真话，刺激了老师的神经，使其马上条件反射似的，“修正”学生，以保证其不越规、不逾距。
针对老师的这种言行，我忍不住要问：他们为什么要剥夺孩子说真话的权利？答案在《作文里为什么不能说真话》中是现成的：
小贺是个初二男生，有一次，他看到几个税务人员戴着墨镜，对在集市上卖东西的农民又打又骂地要钱，十分生气，就写在了作文中。结果作文被老师批得一无是处，老师说：“那么多好事，你为什么不写？要是毕业考试时这样写，你就完了！”原来，不让学生在作文中说真话的主要原因，在于说真话将影响考试成绩。看来，老师这样做是为学生好。
那么，又为什么学生在作文中说了真话，就会影响其考试成绩呢？我想，很可能是阅卷老师不喜欢、不接受由真话暴露出来的某些社会阴暗面，或部分学生“不健康”的思想感情，认为它们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然而，新的矛盾又来了：强迫孩子说假话，分裂自己的人格，就有利于其健康成长吗？“不健康”的思想感情通过教育可以扭转，但分裂了的人格，是很难再矫正的。
那么，就这样把板子全打在阅卷老师身上吗？显然也不行。因为他们头上也戴着“金箍咒”，这“金箍咒”就是评分标准，而这个标准，却是由更高一级组织制定的。这样说来，老师和学生其实都是受害者。既然如此，谁又是剥夺了孩子说真话权利的“真凶”呢？我认为，这个“真凶”应是某种不良社会风气，正是它们把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当成了“洪水猛兽”，从而竭力压制，老师只不过是被其操纵的工具而已。
孩子迟早要成为社会的主人，其思想感情是否真正健康，人格是否不被外界压力强行分裂，不但对他们本人，而且对整个民族的素质而言，都极其重要。一个不会说、不愿说、不敢说真话的孩子，很难想像他会做出多少真善美的事情。
我们再不能用假大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培养或者影响孩子成为任人“奴役”的“隶民”了。把说真话的权利还给孩子，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虽然为此要走的道路还有很远，要做的工作也还有很多，但所有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人们，还是应该奋发努力。
教育指南
在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中，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既不愿意让孩子对自己全部说谎话，又不愿意让孩子对别人全部说真话。
绝大多数家长会这样想：如果孩子对自己全部说谎话，那么，他就一定会变成坏孩子：满嘴“跑火车”的孩子，能做出什么好事来？如果孩子对别人全部说真话，那么，他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把真话全告诉了别人，万一哪天别人想伤害你，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所以，家长们会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逢人要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也就是说，要防着别人一手。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尤其是不能和陌生人说真话吧！
可是，如此一来，孩子们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尤其是在当前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说真话更是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短时期内也的确可能会使孩子受到伤害。但是，从长远来看，让孩子养成说真话、至少不说假话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这会使他们成长为真正值得信任，也能够创造出一份人生业绩的人。而家长们需要做的，老师们需要做的，就是绝对不要在孩子说真话时，批评他们、打击他们，更不能讽刺、挖苦他们，而必须在教会他们明辨是非的前提下，鼓励他们说真话、做真事、当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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