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个最出名的典故：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这个典故似乎都是教育官场上的人，其实，这是一个普天下都应该懂得的道理，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应该具备这种思想。可惜的是，我们在教育子女时，把这个流传千古的真理丢到了一边。
城管在中国已经意味着不管是谁，只要你在街道上不合他们的要求，都被驱赶都被打砸，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正是这些被他们驱赶和打砸的人恰恰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小商小贩来自农村或城市社会底层，城管的人又何尝不是这些人的后代，只是他们的父母现在锦衣玉食了。如果他们想到几十年或几百年前，他们的父母或祖先也是从这些小商小贩中发迹而来的，他们会这样野蛮地对待这些人吗？中国有句颠扑不破的真理：子不教，父之过。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前几天看到发生在重庆的一个视频：一批貌似保安的人竟然手持钢管追打农民工，其实他们也是靠老板豢养的社会底层人。他们为何能下此毒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没有教育他们：“民工们其实和你一样，都是给别人做事挣口饭吃！”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下毒手”？
农民在中国社会尽管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随着今天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城里人住进了高楼大厦，养尊处优，就把为城市建设的民工们淡忘了，甚至视农民工为社会的包袱。西安的药家鑫就是一个典型。一个年仅20多岁的人，他居然把农民在心理上定位为“难缠”的一族。现如今，他“走”了，但他绝对“走”得稀里糊涂，一个小小年纪的人，心里怎么会产生“农民难缠”的思想呢？显然，他身边的人都视“民为轻”，都在他的成长历程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他是个大学生，他应该懂得人的生命价值是多么珍贵，更何况他还是个学钢琴的年轻人！
在19世纪的西方，钢琴是个贵族的玩物。但在今天的中国“钢琴族”中，从小无忧无虑，缺失的正是“民为贵”的思想教育，他哪知道衣食父母——农民更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多给点关爱的弱势群体。在西方，一个贵族的产生是需要三代或者更多人的努力才能形成，如今，我们的社会转型得太快了，至少有其中的两代人被“忽略跳过”了，这就像我们没有经历真正的资本主义一样，一步跨入了社会主义，直到上个世纪末才发现，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跃进”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实是个“乌托邦”。巨大的落差让药家鑫感觉到富人和穷人没有调和的余地。
药家鑫是为自己甩掉穷人纠缠的包袱而杀人的，那么北大的连勇则为消除心中“郁闷”而把挫折感发泄到一个年仅11岁的孩子身上。据报道，他在家有3个姐姐，自小父母惯着他，可以想象，围绕他的都是一片呵护声。我们现在的教育工作者都说，对孩子要多表扬，或许连勇就是在一片表扬声中长大的。然而，表扬总是有原则性的。人长大了总要走向社会，大家都得在自我努力中求生存求发展，在平等的奋斗中谋生存、谋发展，我干嘛要捧着你呢？于是，一个人一旦失去了这种表扬或呵护的氛围，且遇到了挫折，他自然一下子接受不了，自然会意志跨了、精神崩溃了，一下子感觉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于是他只能孤注一掷，要么杀人，要么自杀。这或许就是现在大中小学生自杀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是学师范出生的，一直以为表扬不能不讲原则——该表扬时不能不给予，该批评时也不能“吝啬”。这两者如果不一清二白，孩子就不知道承认错误是多么重要，就不知道改正错误多么难能可贵！不讲原则的表扬长此下去，只能让孩子觉得任何人都应该像父母那样哄着我捧着我。这个“可以有的”事突然没有了，“小皇帝”怎么能接受得了？鲁迅先生曾经创造过经典的词语，叫“捧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宝贝”是我们现代人对孩子的统称。一家一个孩子确实是个宝贝，然而，我们应该知道，“宝贝”是要经历复杂的地质演变才能形成，是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获取；宝剑锋是要从磨砺出的。其实，我们真应该学学日本人的教育方法：把幼小的孩子抛到雪地里去，让他感受一下冬天是那么的残酷！假如自己没有经历过寒冷，又怎能知道怜悯雪地中劳作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