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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论”的绞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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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论”出笼的根本理由,是统治者借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为他们深知,只要治下的民众凡事爱“认命”,则再专制的做法也合乎情理了。能像陈胜那样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者,毕竟是少数。
2001年年底,厦门海关在招录公务员时,明确列出了两项不得报考的条件,即“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中有被判处死刑或者正在服刑的;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在境外有从事颠覆我国政权活动的”。我以为,这件事出现的具体原因虽然简单,但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却异常复杂。
先来看中国古代历史:在二十四史中,“滴血验亲”的传说神乎其神,“生有异禀”的鬼话比比皆是。在此影响下,诸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爱打洞”“将门出虎子,狗窝产奴才”之类的民谚也随之而出且广播四方,使凡事“认命”成为中国民众最广泛的心理基础。
这类“血统论”出笼的根本理由,是统治者借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因为他们深知,只要治下的民众凡事爱“认命”,则再专制的做法也合乎情理了。能像陈胜那样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者,毕竟是少数。
再考察一下世界近现代史:
在《受害的一代》、《生而有罪》等纪实作品,或像小说《我儿子的故事》等虚构作品中,带着父母的不容置换的血统的沙俄时代的贵族和军官的子女、富农和“反革命”者的子女、犹太人的子女、黑人奴隶的子女、纳粹的子女,活得多么屈辱———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那样善良、纯真、柔弱、美好!这一切都源于为彼时彼地的统治者和被愚昧了的民众们所控制的“血统论”。
当然,更不能忘记刚走过的那段中国历史:20世纪50~7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群名为“黑五类”的人。其子女几乎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罩在了“血统论”的大网中,得不到人所应得的尊严和权利。“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他们作为人的尊严更被剥夺干净,干脆被辱骂贱称为“狗崽子”。在将近二十年的生命历程中,他们所能体味到的只有两个字:屈辱。
而实际上,人和人拥有的一切都应是高贵的,包括他的生与死。作家林贤治说:“人应当有无限发展的余地,但起点是有限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或反抗压迫。惟其是有限的、基本的,因而是最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人权,称指的是个人权利,而不是集体的权利、社会的权利。现代人权观念意味着个人权利永远处于优先的地位,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容许借用‘集体’、‘人民’、‘社会’、‘国家’的名义,将它牺牲在某一个人或集团手里。”
然而,古今中外的“血统论”者非但无视这一切,反而用“集体”、“人民”、“社会”、“国家”,甚至“正义”的名义打造了一根根杀人绞索。
由此看来,厦门海关招录禁令的出现,已非一般意义的决策错误,它实质上暴露了包括“血统论”在内的、某些专制思想依然未被民众深刻认识的现实。
事实上,由于我们在一些历史敏感点上缺乏大胆批判精神,致使不少曾经的错误依然羁绊着我们的脚步,甚至还会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僵尸还魂,用久已打造好的绞索扼住我们的咽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不能不!否则,不但我们自己会身受其害,我们的子孙也会因此而背上沉重的负担,甚至,在他们的咽喉之上,也会出现类似的一根根恐怖的绞索。
教育指南
正如文章中所说的,“血统论”的出台,实际上是统治者用来愚昧、残害人民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残忍的、暴虐的、野蛮的、粗鲁的思想,在统治者的宣传工具之下,有时候,即便是身受其害的人民,也会因为被“洗脑”,而有意无意地成为统治者的帮凶,从而,自己将自己送上绞索高悬的死刑架。
因而,在进入21世纪后,在现代文明的大潮汹涌澎湃之时,我们有必要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教育自己认清“血统论”的真面目,从而自觉地抵制它,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成为它的帮凶,从而,既使自己也使别人身受其害。那么,要这样做,该从何入手呢?
显然,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黑五类”、“狗崽子”这样的群体,现在已经基本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不可能再去帮助他们什么;但是,类似的一些群体,依然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比如犯罪分子的子女、弱势群体的子女、吸毒者的子女等。对于他们,那种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思想观念,可能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
事实上,这些群体的孩子,在生活中就经常会受到蔑视甚至欺凌。许多父母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近他们,更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帮助他们,更不用说在可能的情况下,学着和他们交朋友。生怕因此而使自己的孩子学坏。这样的担忧也许有一点点道理,但却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也就是说,父辈的错,不能转嫁到孩子身上,孩子只是孩子,即便是这些群体的孩子,也和你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而让自己,也让自己的孩子去学着帮助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向他们奉献爱心,不但可以抚慰这些孩子痛苦的心灵,让他们即便在阴暗的生活状态之下,也能够感受到阳光的灿烂和温暖;而且,也可以使你的孩子因为奉献爱,而更能够感受到爱,更能够懂得分享爱的可贵。这对孩子优秀道德品质的养成,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它会使你的孩子慢慢向着“伟大的人格”靠近。
比如,在周末或者节假日,你可以领着孩子到儿童福利院去,力所能及地去奉献自己的爱心;你也可以鼓励孩子,把自己平时用不着的零花钱、不再穿的衣服、文具、书本等,捐赠给慈善机构,以此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同龄人;逢年过节,你还可以积极响应社会公益机构的号召,和孩子一起参加他们举办的公益活动,比如让一个弱势群体家庭的孩子,到自己的家里过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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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对待校园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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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政治”的影响下,更多不是干部的学生也开始慢慢学着认识政治、理解政治。在他们眼里,今天从事“校园政治”的人才,就是明天社会政治人才库的强大后备,“校园政治”今天的操作模式,也必然影响明天的社会政治操作模式。如果“校园政治”严重变了味,将来他们对社会政治的信任度可想而知。
据《21世纪人才报》2003年11月11日报道:为了争夺“校级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和学生会主席的职位,一些大学暗箱操作现象严重,不少学生请老师赴豪华宴席、送老师高档礼品。
广州某著名高校经济贸易学院学生会的一位干事称:“学生干部腐败的事在广州高校司空见惯。有学生为了争夺校学生会主席的位置,不惜花费1万元以上的血本。”这些人之所以要为当一官半职耗尽血本,是因其中有三大好处:一是就业有王牌,二是赚钱有财源,三是关系得积累、眼界常开阔。
近几年来,尽管随着全国各高校的持续扩招,大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多,过去曾一度罩在他们头上的“天之骄子”的光环有所黯淡,但其作为较高层次专业人才的性质依然存在。从这一点上说,他们依然是未来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既然如此,那么,确保他们“不腐不蠹”就显得特别重要。否则,一旦将他们安排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很可能会造成“一梁折断,整屋皆塌”的严重后果。显然,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也不是国家培养他们的初衷。
作为学生干部,特别是像学生会主席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不但承担着配合学校管理学生的职责,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大学生的“形象大使”,既经常被其他同学拿来作自我修正的参照,又常常代表本校、本系或本班的大学生群体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从表面上看,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和真正的“政治”挂不上钩,但实际上,这就是“政治”,只不过活动范围和影响范围都比较小罢了。如果给它起一个名称,那就是“校园政治”。实际上,许多大学生正是这样表述它的。
“校园政治”的今天就是社会政治的明天。从很多事实看,学生干部毕业后,往往倾向于做管理工作,也的确有不少人因此圆了自己的梦,而且业绩很不错,有的人还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在真正的政治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同时,在“校园政治”的影响下,更多不是干部的学生,也开始慢慢学着认识政治、理解政治。在他们眼里,今天从事“校园政治”的人才,就是明天社会政治人才库的强大后备,“校园政治”今天的操作模式,也必然会影响明天的社会政治操作模式。如果“校园政治”严重变了味,将来他们对社会政治的信任度可想而知,他们自身违纪违法的可能性可想而知。
从报道上看,在一些大学,评选“校级优秀学生干部”和推选学生会主席之所以暗箱操作的问题严重,是因为评选和推选制度不健全、学生会财务管理制度存在漏洞、辅导员的权力过大等。要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制度不健全的健全起来、存在的漏洞补严实、限制辅导员的权力不就行了?
可是,假如真的这样做了,我们又会发现,暗箱操作的问题依然存在,“校园政治”也还是不能让人满意。这就说明,只迷信制度是不行的,要真正使“校园政治”清明起来,就必须既抓好制度建设,又抓好对全体学生民主意识与维权思想的培养。
教育指南
“校园政治”并不是大学特有的现象,实际上,它从孩子一进入幼儿园起,就已经存在着、发展着。作为家长,也许你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但是,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这种“校园政治”正在你的孩子身上,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
比如,还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你的孩子就会告诉你,自己在老师的安排下,“管”着几个小朋友,是多么威风的事情,有的小朋友会让着他吃好东西。
到了小学以后,如果你的孩子当上了班委,甚至当上了班长,那么,他更可能会向你炫耀自己的本事:可以命令一些同学帮自己做这样那样的事,比如背书包、替劳动,有时还会得到同学送的一些小礼品。
进入了中学,如果你的孩子又一次当上了班委,甚至当上了班长,那么,他很可能会在你面前表现得特别骄傲,因为会有别的孩子时不时地送他更好的礼物,在他过生日时会有更多的孩子请他吃饭,甚至送他“红包”……
这个时候,作为家长,你该怎么做呢?
如果你因为孩子能够享受这些所谓的“特权”,而和孩子一样感到高兴,甚至鼓励孩子这样做,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这样一来,你只会把孩子引入歧途,认为享受自己的“特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校园政治”的今天,就是社会政治的明天,而你的孩子的今天,又何尝不是他走向社会的明天?而一个以享受自己手中的“特权”为骄傲的人,在今天的法制社会之下,会有怎样的人生前景呢?
如果你听到了孩子的炫耀,看到了孩子的骄傲后,你不但没有和他一起享受这种快乐,反而冷静地告诉他,这样想和这样做都是错的,因为手中所谓的“特权”是用来为大家服务的,不是拿来享受和炫耀、骄傲的,那么,你的孩子就会更加正确地认识“权力”,从而更好地利用它。当他长大以后,走上社会,他会习惯地把“权力”当成为民众谋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为自己谋私利的捷径。
对已经上了大学的孩子,就更应该这样教育他、引导他,而绝不能够纵容他;否则,你就是害了孩子。作为家长,你一定要明白:与其让孩子将来走上社会以后,头顶着法律之剑,却成了一个坏官、恶官、害民官,不如让孩子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前者也许会风光一时,但最终将会失足落水,身入牢狱;而后者,却可以平平安安地走过幸福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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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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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合同期限长应该是好事,它能保证工作的长期稳定性。假如就此满足,再高的违约金也只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符号。但任何事情都要从两面看,合同期限长固然可以保证工作的长期稳定性,可也会束缚人才的进一步发展。对真正的人才而言,自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对成就生活理想、实现人生价值极其重要。
《工人日报》2003年12月23日报道说,重庆三峡学院某毕业生最近联系了一所重点中学,并顺利通过了笔试和面试,但是,面对3万元的违约金和6年的合同期限,他最终选择了放弃。招聘人员说:学校招毕业生要办很多耗时费力的手续,毕业生突然毁约往往让学校措手不及,打乱正常的工作计划,而把毕业生培养成教学能手,又需花费大量投入。采取高违约金、长期限的招聘方法,实属无奈。
这显然是两败俱伤:这位大学生失去了一个就业机会,这所重点中学失去了一个优秀人才。前者放弃,是怕束缚;后者拒绝,是怕“鸡飞蛋打”。
在有些人看来,工作合同期限长应该是好事,它能保证工作的长期稳定性。假如就此满足,再高的违约金也只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符号。依此推理,这位大学生的做法多少有些不明智。但任何事情都要从两面看,合同期限长固然可以保证工作的长期稳定性,可也会束缚人才的进一步发展。
今天的中国已步入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时代,对人才而言,自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对成就生活理想、实现人生价值极其重要。基于此,许多人宁愿放弃“铁饭碗”,而改做“漂一族”。可受“但求所在”的传统用人观的影响,这些人要想放弃“铁饭碗”,往往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支付高违约金、承受道德重压,像被指责“不讲诚信”、“缺少责任感”等。
诚信和责任感是衡量人才的基本标尺之一,缺少它们肯定不行。可讲究诚信和富有责任感,并不只是人才单方面的义务,用人单位也必须切实履行之。否则,就既不公平,也不公正。
过去,在职者要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事先必须经过单位同意。现在,国家已经打破这个禁锢,规定考研可以不经过单位同意。为此,人们曾欢呼不已。我以为,大家高兴得过早。因为考取后的一系列问题,如解除与单位的劳动合同、提取个人组织档案等,还要单位点头才行。否则,即便“生米”好不容易被煮成了“熟饭”,这“熟饭”依然吃不成。事实上,囿于“但求所在”观,很多单位常常不肯点头。这样,政策就形同虚文,而为能吃到“熟饭”,不少人只好继续付出高昂的代价。
一方面,人才怕束缚太大,不敢轻易“入伍”;另一方面,用人单位怕“鸡飞蛋打”,不愿草率“招兵”。两败俱伤的悲剧,只好在全国各地的人才招聘会上轮流上演。这既不符合人才招聘的基本目的,也不适应时代要求。
鉴于此,一些地方开始转换思路,提出了“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新用人观,并着手确立“人才柔性流动制度”。2003年8月,四川省发布文件,鼓励除国家公务员和党群机关工作者外的各类人才,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到其他单位兼职兼薪;或者经原单位许可,长期或短期到其他单位受聘工作。这意味着人才和工作岗位之间“一对一”的关系已告结束。目前,天津、广东等地也在推行类似政策。
看来,一味指责人才“不讲诚信”、“缺少责任感”,不顾人才潜在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旧制度,真到彻底打破的时候了。“一招鲜,吃遍天。”每一年,都会有大学生求职的黄金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已经树起“招兵”旗的单位,再不拆招换势,等待自己的将极有可能是“两手空空”,无人“投奔”。
教育指南
对工作单位来说,“但求所在”自然是不好的,“人在曹营,心在汉”式的人才,实际上很难为单位做出出色的贡献。如果工作单位一味讲究“但求所在”,强行阻挠人才的自由流动,那么,人才的消极怠工反而会损害单位的利益。因此,正如我在文章所说的,不妨转变思路,“但求所用”。
那么,对人才包括大学生毕业生而言,事实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有的时候,这个问题甚至也存在于家长中间,因为我国的绝大多数孩子,即便在大学毕业以后,也往往要听取家长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自己准备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如果家长的观念不转变,大学生在选择职业时,也会遭遇非常大的困难。
在今天的社会中,人才是自由流动的,而且很多人才正是在自由流动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家长和大学生毕业生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在选择工作时,不要一味以稳定为衡量工作是否有价值的惟一标准。
既然如此,什么才是比较合适的衡量标准呢?我认为,一个良好的事业发展平台,对人才的成长至关重要,它可以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在一个良好的平台上,如果你努力了,那么,你就可以迅速成长起来;相反,在一个差的平台上,即便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难以达到自己所想达到的目标。
一个良好的平台,可以是一座适合发展自己的城市,也可以是一份适合提升自己的工作,还可以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在这样的平台之上,你可以不必在意是否有所在城市的户口,自己的职业身份是在编还是不在编,是不是有一处舒适的住处,是不是有一个生活安逸的环境,是不是有比较高的工资……
只要占据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该放弃的东西,你不妨大胆放弃;而该紧紧抓住的东西,你一定要紧紧抓在手里。这样的平台,就像一个弹性极好的跳板,一块资源丰富的沃土、一双有力支持你凌空飞翔的翅膀,它可以为你的理想充满足够的电量,可以帮助你朝着人生的目标飞翔。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位重庆三峡学院的学生是明智的,他知道自己要想什么,更知道自己需要放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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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妨兼做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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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曾说:“不想做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这句话的含义,不是要求所有士兵都当元帅,而是给士兵一个激励、一个目标、一种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士兵都成为决胜于战场的英雄和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据《江南时报》2003年10月21日报道:江苏省无锡市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采取各种举措,全力鼓动、支持大学生创业,使该学院有近300名学生拥有自己的“营业执照”。为支持学生创业,学院除在全国率先创办第一条学生创业街外,今年又开辟出了“艺术设计一条街”。具体到支持力度,学院除了为创业学生无偿提供技术服务,还设立了为其提供优惠商业贷款的“百万创业基金”,并将于近期在两条街上开办律师事务所和财务公司,为创业者提供法律和财务支持。
对此,有人发表评论,认为“对一个学校来说,当然希望自己能多培养出一些像李嘉诚、刘永好那样的老板学生。但是真正要创大业,需要在具备一定能力的基础上选择好的项目。而让学生当小饭店、小服装店的老板,除了‘拔苗助长’,我实在说不出它有多少积极意义”。其理由有三,一是“不管从社会阅历还是对市场的分析判断来说,做老板对学生来说都有所欠缺”,二是“对学生的学习影响很大”,三是“会误导学生,影响其就业后的选择”。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对一个学校,尤其是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来说,让学生同时做老板的教育思想值得肯定。它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传统的、僵化的教育教学模式,更可贵的是,它给我们惯常的思维注入了新的活力,那就是国人至今所缺的践履精神。至于无锡市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这样做了以后,能否培养出像李嘉诚等人似的老板学生,恕我直言,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对教育的误解:李嘉诚等人的成功是单纯依靠学校的教育吗?
学生的社会阅历和对市场的分析判断能力当然有限,离做真正意义上的老板,尤其是像李嘉诚等人似的大老板,也的确有一定距离。可正因如此,他们才需要去学习、去探索、去尝试。从这种意义上说,两条创业街并非真的商业街,而是商业实习街。这就是学校也是社会将其视为“学生创业街”的根本原因。要创真正的大业,不在具备一定能力的基础上选择好的项目自然不行,可是能力需要一点点培养,好的项目也常常可遇而不可求。李嘉诚等人并非一出生就很成功。
说到“对学生的学习影响很大”,我觉得,这恰恰是论者受到传统的、僵化的教育教学模式毒害的缘故。记得《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了一种现象:法学院毕业生不会写作法律文书、医学院毕业生不会诊断常见疾病、会计学院毕业生不会制作财务账目。也许这些学生“把理论学习精通了”,但如果就此说他们“肯定会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岂不是在痴人说梦?遗憾的是,理论学习至上、践履精神至下的教育观,至今仍毒害着包括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很多国人。想一想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学生是怎样学习的,我们就会知道谁是谁非了。
至于“会误导学生,影响其就业后的选择”,因为“能做老板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会选择做经理或者普通白领甚至职员”,我要提醒论者:忘了“不想做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这句话了吗?这句话的含义,并不是要求所有士兵都当元帅,而是给士兵一个激励、一个目标、一种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士兵都成为决胜于战场的英雄和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学校鼓励、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让他们每个人都拥有做老板的梦想,其中的道理是相同的。
教育指南
商学院的在校大学生,在学校创办的创业街上,开办带有教学实验性质的小型商业机构,竟然引起社会的质疑,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至于为什么匪夷所思,我在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我只想告诉家长,也告诉老师,告诉所有对这种做法持有怀疑态度的人,美国在这方面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在美国,家长从小就很注意培养孩子的自力更生能力,具体做法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儿童可能会去做报童,每天一大早起床,替报社送报纸,借此为自己挣零花钱;也可能会帮助别的家庭照管孩子,也就是当“小保姆”,这样也可以为自己挣到零花钱;还可能会参加童子军,在统一组织下,通过卖小甜点、小饼干等形式,为慈善机构募集善款;当然,更有可能会接过园丁手里的活,修剪家里的草坪、花园,然后向父母正当合理地索取自己的那份工钱……
当孩子稍稍长大以后,比如在中学阶段,则可能会找一些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去餐馆当服务生或者拖地、收拾餐具、送外卖等,去一些公司、工场从事最基础的工作,或者参加一些公益性的志愿者工作,有的甚至会尝试着去做一些小的商业性活动,还有的则会参加一些政治选举活动,帮助选举人拉选票、做宣传等。在这个时候,挣零花钱反而成了次要的目的,中学生更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增加自己对社会的了解,锻炼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
而到了大学以后,大学生们所做的社会性工作,就更加五花八门,创办公司者大有人在,当今世界第一富翁比尔·盖茨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不管是在假期,还是在平时,大学生们常常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有的更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去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以此去寻找最适合发展自己的工作位置。这样,等到毕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更多的人更是连工作合同都已经签署完毕了。
对照美国孩子的成长经历,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社会,又将做何感想?在我们这里,别说去让孩子当报童,每天一大早辛辛苦苦、挨家挨户地送报,恐怕就连自己的小手绢,家长都不会愿意让孩子去洗。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为孩子的幸福着想,可是,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能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吗?又能经得起社会风雨的考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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