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末实行的“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的改革，可以说是在一个不正确的时机进行的价值正确的改革。今天我们探讨改革，不必简单回到过去；但以小学阶段的学习成绩和以小学毕业考试为主评价学生，是比较合理也便于操作的
时值招生季节，小学毕业生的家长又成“热锅上的蚂蚁”。由于国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政策日趋严厉，今年北京市“小升初”的方案如何制定格外令人瞩目。据披露的消息，该方案包括划片分配入学、电脑派位入学、就读寄宿学校等多达11种方式。比较重要的概念包括：进一步强调“免试就近入学”，任何学校都不能通过文化课考试录取新生；初中学校不能以各种考级证书和学科竞赛成绩录取学生；特长生招生比例控制在1%左右，且限定在艺术、体育、科技项目的传统学校；禁止在学生入校后划分所谓的“实验班”“尖子班”，等等。
自从去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各地已经出台各种越来越强硬的政策。除了上述的措施，各地中考改革的重要措施还包括将一定比例重点高中的学额下放给初中，北京市今年争取达到10%；而在安徽，去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60%。
曾几何时，家长是无须为小学生升中学发愁的。而现在，择校竞争从高中下放到初中，从初中下放到小学。孩子一上小学，家长的焦虑就开始了。为在择校竞争中增加筹码，小学生被迫参加各种课外补习。据东北师大附小对该校五年级104名学生的调查，被测学生共参加338个课外班，人均3.25个，每周平均6.5小时。一个极端的案例是南京市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女生，竟然怀揣44份各种证书！这种现象严重损害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恶化了基础教育的气氛，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像打击黄、赌、毒一样、遏制这一为害甚烈的畸形现象。
作为只有一个孩子的家长，他们是高度机会主义的。他们既十分痛恨这一现状，又无不在“冲锋陷阵”，惟恐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们的怀疑是：择校热能够改变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这种极端不正常的局面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至今也只不过七八年。教育从来都不是这样、本来就不是这样、全世界都不是这样的，怎么会成为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呢？！
第二个问题也许更重要：怎样改变？就“小升初”的制度改革而言，大致在1998年前后出现的免试就近入学、电脑派位制度，其价值十分正确，是义务教育的宗旨所要求的；其动机十分良好，是为了矫治初露锋芒的择校现象。然而，这一政策的真正实行，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即学区内学校的水平和质量是大致均衡的。在完全不具备这一条件的情况下推行免试就近入学，其后果可想而知。
更可怕的是，就在实行这一改革前后，两项重要的教育政策出台，发挥了截然相反的作用。一是高中示范校政策，它引导各地政府掀起又一轮打造重点学校、扩大学校差距的竞争；另一个是“转制学校”政策，一大批质量较好的初中校，摇身一变成为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国有民办”“公办民助”的转制学校，可以名正言顺地高价招收择校生。
有人问，为什么改了这么多年，择校热反而愈演愈烈？我的解释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改，而且还在变本加厉、推波助澜。一方面学校差距在持续扩大，一方面用金钱换取学额的做法被大规模地合法化、制度化，择校热便迅速升温，一发而不可收拾。
90年代末实行的“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的改革，可以说是在一个不正确的时机进行的价值正确的改革。原本为减轻学生负担而取消的入学考试，只考语文、算术两门，最多加一门英语，其难度是学校可控的；现在反而要操练“十八般武艺”，学习被称为“数学杂技”的高难度的“奥数”，甚至参加成人的“公共英语等级考试”，负担何止增加了十倍八倍，真的是南辕而北辙。如果退回到原先的“小升初”入学考试，显然是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相对也比较公平的方案；但却违反了义务教育准则，是“政治不正确”的。
今天我们探讨面向未来的改革方案，的确不必简单地回到过去；但以小学阶段的学习成绩和以小学毕业考试为主评价学生，应当是比较合理也比较便于操作的。一旦它成为政策，形形色色为逐利而生的课外班自然会灰飞烟灭。当前正在尝试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固然导向更加正确，“技术含量”更高；唯因如此，也更不易操作、更不易保持公正。难道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