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让我们的学生会提问
杨澜在北京外国语读大学时，有一个外教上课，他讲完了以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若大的一个教室里面，100 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一块美金给他。”杨澜后来回忆说，“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 ”
我们的学生可能真的没有问题！就算有问题，也没有举手发问的勇气！因为我们接受的教育不是“提问教育”而是回答教育。我们的学生从小就在回答老师的问题中成长，在他们的脑海里，只有“回答”的概念，没有“提问”的意识。几十年如一日，“回答“已然成为思维定势，“提问”已然从思维中被驱逐除去。
纵观我们的课堂，无论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还是时下的自主学习，无论是先学后教，还是当堂达标，无非都是教师给学生设定好问题，让学生逐一回答，只要把问题都解决了，学生就算学会了，我们的教学也就完成了。因此，我们的课堂教学说起来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是“问题”教学模式，教师的备课，无非就是给学生设计问题。就算现在的自主、合作、探究，也是教师提出问题来，学生才去探究。你随便找一堂课，每个教师不都是在喋喋不休的发问，每节课30个、50个的问题那是常事，就算学生自主学习，不是教师也给学生编好了导学案，而所谓的导不案只不是一个个的问题而已。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向西方的教育不习。美国的学校教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老师却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这就是我们教育思维的不同。
杨澜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选修了一门社会学，她每天上课都准时到，作业按时完成，论文也写得还不错，可是到期末，杨澜发现所有的课程里面唯有这门课得了一个B，其他功课都是A。如此认真，怎么会得一个B 呢？杨澜就去找社会学的教授理论，说是不是搞错了？教师翻看了一下记录说：“的确你的作业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错，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惩罚，因为你上课从来不问问题，这就说明你上课的参与度不高。”
一问一世界。知识固然重要，但这个世界更多的是未知。在探索世界奥秘的过程中，提问比问答更为重要。
所以我们的课改要改的不仅是“讲多讲少”“讲与不讲”的问题，而是我们出发点是让学生“问”还是让学生“答”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出发点不变，什么“变先教为先学”，“变教为导”无非是问题从教师的嘴里说出来、抄在黑板上，打在屏幕上，写在纸上发下去，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