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6月，空气中弥漫着愈发浓重的“小升初”火药味。
对于有小孩读六年级的家长们来说，6月份绝对是黑色的。每天晚上陪小孩挑灯夜战，上小升初的网站搜罗学校招生的信息，周末再陪小孩参加从早到晚的各类补习班。大半年下来，无论家长还是小孩都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一遍遍的模考，一次次的看着小孩的分数陷入焦虑。撒下大把的银子送孩子到各类培训班成了家长们的不二选择。掏出三五万元给孩子参加培训班很平常。家长的钱包催肥了“学大”、“卓越”“龙文”等各类培训机构，不少机构也已上市。
因为考题普遍超出小学范围，各培训机构及家长们加大了补习剂量。有的家长告诉记者，买了中考的习题给孩子做。而没有早点参加奥数培训的家长则懊悔不已。
至少有1500万龙年出生的儿童，在这酷热的6月，即将接受小升初入学考试的残酷遴选。
“小升初”，是指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从小学升入初中的这个过程。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应采取免试就近入学的方式。
然而，近年来各地“小升初”，已逐渐演变为一场场“择校大战”，包括“占坑班”、
“推优生”、“特长生”、“共建生”、“条子生”等涉嫌择校的方式呈扩大趋势，而符合政府免试就近入学原则的电脑派位方式，则呈现萎缩趋势。
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如何分配的公共政策难题，仍然待解。而教育部门正在强力推进的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化，或将是破解此难题的有效手段。比如上海市在去年拿出一半以上重点中学招生名额公开分配基础上，今年政府拟订的目标是“全部取消”高中择校。
日前，北京市委常委会也发布文件，提出禁止公办学校单独或和社会培训机构联合，或委托举办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培训班等规定。
然而，针对北京市规定，有教育培训及机构的相关人士介绍，“这不是什么新闻了，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如此。”
“占坑班”和“培训班”
要打赢“小升初”这场硬仗，做家长的一般有两种选择：要不去“占坑”培训班，要不选择其他草根培训学校。
小升初阶段，长沙现在大部分的孩子都会上辅导班。尤其是小学英语和奥数。这跟长沙小升初选拔学生的机制有关，主要涉及推优和点招。
所谓“占坑”，即在心仪的学校周围，参加学校组织的培训或与学校有关的社会机构培训班，先占位，等待参加该学校最终的录取考试。
“占坑班”起源于1998年，在北京最先开始。当时由于“小升初”由统一考试改为“电脑派位”，一些家长不愿意孩子进入薄弱校就读，而重点学校为争优秀生源也不愿意接收“电脑派位生”，于是以“奥数”培训为主的培训学校，充当起替重点中学选拔学生的功能。
比如，人大附中的“华罗庚数学学校”，就是最早举办的面向小学生的课外培训机构，后来更名为“仁华学校”。
发展至今，几乎所有名校都有自己对口的培训学校，只有进入该校就读，才有可能将来被“点招”进入该名校。此后数年，不断考试、筛选、排位，只有在六年级时在培训班排名最前的一部分学生才能进入重点中学。
为了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很多学生从小学三年级起就经考试进入培训学校，同时，为了确保有更多的入学机会，很多家长选择了给孩子多占几个坑，以确保“命中率”。
后来，这种形式流入到长沙。麓山、南雅、湘一等重点中学，也纷纷有了自己的“坑班”。
“小升初”乱象调查:不光彩的“牛校”
很多“坑班”都跟名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是原来名校自己所办培训机构剥离出去的，有些是原来名校的学校负责人退休后开办的。
相对于“坑班”的特殊性，市场上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众多课外培训机构，则更显“草根”，也更具生命力。以新东方为首，包括龙文、巨人等多家民营教育公司挤入到“小升初”市场。
这些企业更多是“市场导向”，强调通过教师授课提升学生的应试教育能力，追求应试技巧和“短平快”的效果。
近年来，这些培训机构也尝试跟名校“挂钩”
“几年前的做法是这样的，教育机构会与初中学校之间有一个非公开的联系。”上述业内人士透露。这些教育机构在私底下办一些考试，比如巨人杯、新东方杯等，然后通过这些考试成绩的排名，向好的初中输送学生。
近来由于政府主管部门频频出台政策，这些教育机构开始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比如在招生时只跟家长说“可能会进名校”，或在招生简章中说“某某学生在某某杯中什么成绩，然后进了某某中学等好学校”。
尽管仅是暗示性的说法，也无任何承诺，但现实情况是，只要有一线机会，家长还是会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培训班。
“我们怎么办？又没钱又没权！想要孩子进到好一点的学校读书，不靠成绩，不参加培训班，哪里有机会？”一位五年级家长愤愤不平地说。
“几乎所有家长都想让自己孩子读‘牛校’，谁都不想去‘电脑派位’。”一位不便具名的家长表示，她的孩子现在上五年级，暑假过后即将面临“小升初”的考验。
此前国家政策规定的免试就近入学原则的电脑派位方式，已呈现萎缩趋势。王丽是一所初中“牛校”的班主任。据她介绍，家长对于电脑派位一般都不信任，不想把孩子未来寄托在电脑派位的随机选择上。
此外，还有一个现实原因，许多重点学校将这些电脑随机派位的学生，都分到一个单独的班级，“你说区别对待也算不上，但要跟那些冲成绩的尖子班比，无论师资配备还是其它方面，差距挺明显”。
动辄数万择校费
“坑班”和“培训班”仅仅是“小升初”乱象中的一环
不久前，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一份名为《“小升初”乱象和治理：路在何方》的调研报告显示，在一线城市中“小升初”择校有多达七八种方式，包括“占坑班”、“推优生”、“特长生”、“共建生”、“条子生”、“电脑派位生”等。
比如“共建生”，是由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共建单位有时利用公共资源给重点学校额外投入，有的是职工自付费用，以“共建”名义统一交给学校。
“有的优质中学共建单位多达几十个，多是教育、财政、发改等一些要害部门，说白了就是赤裸裸的‘以权择校’。”杨东平教授称。
在“小升初”择校的暗战中，很多“牛校”在其中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依照现行《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了“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但是，近年来很多重点高中纷纷恢复此前已经分离脱钩的初中部。以北京为例，如北京四中于2004年恢复初中部，汇文中学2005年恢复初中部。目前，西城区、东城区、海淀区、朝阳区四区的45所示范高中，有44所已经建立了初中部。
这些重点高中之所以纷纷重建初中部，主要为了通过初中在小学阶段选拔生源。因此，在提升自己学校升学率的同时，无疑也为“小升初”阶段的择校热火上浇油。
抢生源是一个目的，收取择校费是这些“牛校”插手“小升初”的另外一个目的。
据上述调研报告披露，此前在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名校收取“赞助费”属“合法”行为，是经有关部门许可的。北京市小学和初中择校费的“法定”标准约为3万元，但因人而异，被要求缴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也大有人在。
一般的操作模式是：家长将择校费存到区教委指定的银行账户或教育基金会账户上，但无任何正式单据和凭条；区教委一般按70%－80%的比例返还给学校，要求收支两条线，主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
“像我们学校，在绩效工资改革之前，班主任或者教毕业班的老师收入，要比普通学校的老师高出三分之一左右。”王丽介绍。
“小升初”这杯羹，除了牛校外，一些牛校里的老师个人也打起了主意。
王丽的一位同事，工作之余在外租了办公室开班上课，节假日辅导学生，每人收费200元/小时，“主要都是她班里的学生，家长都信任她，让她给自己的孩子开小灶。”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很多老师在“小升初”中觅到了自己的“第二职业”。
“在‘小升初’择校热中，已经形成稳固的、明确的利益格局、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换。”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表示。
义务教育均衡化难题
如何破解“小升初”难题？
在多位研究教育领域学者看来，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之所以愈演愈烈，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间客观存在的不均衡状态。
“有的学校真是好，你看人家人大附，无论硬件配套还是师资都好得超乎想象，一所中学就能开11门外语，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读？”有家长说。
这位家长所说的“人大附”，全称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近年来高考成绩一直位列全市榜首，去年又包揽了北京文理科状元。
虽然政府主管部门提出了“就近入学、划片招生”的原则，但是学生家长在面对人大附这样的“牛校”诱惑时，择校就成为他们唯一且理性的选择。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其一份有关“小升初”的调研中，调查数据表明，只有8.85%家长认为愿意服从电话派位不择校，其余92%的家长在可能的情况下都愿意择校。
在教育学者看来，尽管从性质上来看，普通的义务教育属公共产品，但优质教育在属性上应为“俱乐部产品”。若想进入俱乐部，是要买门票的。
“目前是特权作为进入俱乐部的资格，但我们将来希望有更多的教育标准，成为进入俱乐部的资格。”北京师范大学曾晓东教授表示。
对于一票难求的问题，目前北京和上海这两座直辖市，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思路。
北京的思路是，通过优质资源共享，将更多的普通学校提升为“牛校”，通过增加供给来缓和竞争压力。日前，北京市与所属16区县正式签订了区县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责任书，落实区县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责任。
上海则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径来解决门票问题：将俱乐部门票分给更多普通民众。
上海本地居民心目中的“牛校”一般由两类学校组成：一类是新近举办的现代化高中，设备新、师资强；另一类是“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就是过去的重点学校。上海市教委就拿这两类学校“开刀”，拿出半数以上的录取名额公开分配。
“高中招生实际上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对高中教育有影响，同时又影响到小学教育，影响到小升初，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切入口改起。”分管基教的上海市教委刘文杰表示。
据他介绍，在去年拿出一半以上重点中学招生名额公开分配基础上，今年政府拟订的目标是“全部取消”高中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