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4%目标之所以难，很大程度上是它缺乏分步实施的阶段性目标和问责的刚性约束。执行散漫，问责乏力，最终化解了政策目标。
教育纲要起草成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日前在受访时表示，从中国国情来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到2012年达到4%的目标尚有难度。他说，这里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公共财政在公款消费的消耗过高。
语出教育纲要起草成员之口，令人慨叹。回顾4%的前世今生，专家之忧并非空穴来风，1993年，目标锁定在世纪末达到4%，结果2000年的数据是2.87%；时至今日，新世纪又过去10年了，4%仍然镜花水月。到2012年，区区两年多时间，4%的胜算几何？
只屑从一个侧面切入，内窥其间奥秘，自然洞悉难度之巨：据官方数字，如果按GDP年增长率8%估算，2012年全国GDP将达422448亿元。按4%计算，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将达16898亿元。如按照现行的教育经费投入结构——中央财政占15%，地方财政承担85%左右，地方政府必须支付14363亿。在地方政府新旧债务高达数万亿元的严峻现实面前，这14363亿元的压力可想而知。
财政部对此给出的解决方案包括：增强公共财政有效财力，大力推进税费改革等。客观地说，如果只沿袭旧有思维，开源节流能否实现教育投入的历史性变革，有待时间验证。攻克教育投入这座王屋之山，必须要有愚公之志，还要有凤凰浴火的勇气，近20年的事实一再证明，头痛医头式的局部补丁只能浪费时间，徒增民怨。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逐渐上升，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其承担的支出任务却越来越重，财权上移和事权下移的结果使得地方财政过度依赖于地方经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到2012年实现4%的目标，从政府投入责任分配上挖潜成为绕不开的话题。事实上，中央财政收入连年增长，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高达68477亿元，比上年增长11.7%，在教育投入中有更大担当并非奢求。
鉴往知今，达到4%目标之所以难，很大程度上是它缺乏分步实施的阶段性目标和问责的刚性约束。自上至下，执行的散漫，问责的乏力，最终化解了政策目标。在未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如果对这两个制度细节仍视而不见，历史将会重演。两年多时间转瞬即逝，4%目标任重道远，历史没有留下懈怠与观望的时间，因此从制度设计入手，将4%这个总体目标分解为可操作性的阶段性目标，融入每个相关的行动主体——各级政府、每个阶段的行为——公共财政预算中，逐步实施，逼近目标。并将教育投入提升到一票否决的高度，成为官员头上的另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此之上说节流，政府的行政性支出首当其冲。一个无可避讳的事实是，与多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逡巡不前判若霄壤的是，行政性支出连年攀升，势不可挡。有统计显示，行政管理经费支出额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03年之间增长了87倍。2005年行政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26.49％，而当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仅为22.86％。如能将行政支出降下的费用给教育，潜力之巨，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