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令下达了很多年，规格高了，措施也更具体了。可如今，学校下课早了、作业少了，考试的方式也变了，可孩子、家长仍是累、累、累。从出生起的早教、幼升小、小升初每个阶段家长都希望孩子一路领先。在激烈的竞争中，有可能减负吗？今天的《人民日报》文化版刊登了一篇报道，剖析教育焦虑背后的原因，你有同感吗？
孩子减负、家长增负，负担从课内转向课外
最近，广州一位三年级小学生的妈妈在网上发的一篇吐槽帖火了。
现在的学校教育是在逼着其中一个家长辞职回家！这位妈妈很无奈，在帖子里提到了两件事。一件是学校组织孩子们去海洋馆，回来之后让每人画一幅海底世界。她的女儿花了一整晚作画，没想到第二天放学回家却撅起了嘴：你为什么不帮我？好多同学的作业就是爸爸妈妈给画的，有的同学是爸爸妈妈在网上找到图片然后打印出来的，都特别漂亮。一问才知道，这些同学的作业都被贴到了墙上，女儿的画却被还了回来。
第二件是本学期开学初，老师让每个同学都交一份记录假期生活的小报。老师要求，把孩子假期里的活动做成PPT，分成几个系列。三年级的孩子无法完成，万般无奈之下，作为PPT菜鸟的她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做出了3个PPT。第二天女儿告诉她，她做的PPT连同另外两个家长做的一起作为他们班优秀寒假作业交到了学校。
听到这个消息，这位妈妈脑袋轰的一下！两件事一对比，她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已经不是学校布置的作业过繁过难，而是逼得家长深度介入甚至亲自操刀的问题。她无比困惑，我一直觉得教育的原则首先是教会孩子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教育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帖子发出后引来许多共鸣。很多家长都觉得，现在学校布置的文化课上的作业减少了，但手工、绘画、制作等任务却多了起来。许多任务与其说是布置给孩子的，不如说是布置给家长的，需要家长的全力投入甚至是越俎代庖。
广州天河区东圃某知名幼儿园一位幼儿家长说，诸如元宵节做灯、中秋用彩色布纱和针线做饺子等的作业几乎每天都有。每天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收到老师发的任务，开启白天上班、晚上做作业的规律生活。她感慨，微信群里不停展示出来的其他家长的作品令她情绪紧张，所以，每天回到家不论多晚，她都要保质保量把孩子的作业赶出来，生怕孩子第二天受到老师的冷落和同学的嬉笑。
让家长觉得有负担的不仅是这些另类作业，还有老师提出的批改作业、监督修订等要求。
石女士的儿子在北京市丰台区某小学读四年级，平时她与丈夫两人工作都很忙，双方父母也不在身边。前几天英语老师还特意给我发微信，叮嘱我要监督孩子写作业，把他的错误逐一核对并改正过来。每天都这样，家长时间和精力都很难保证。石女士的手机里有十几个老师家长联系群，每天收到很多信息，不间断的提醒给我一种巨大的隐形压力。
课内减压、课外加压，双职工家庭焦虑感十足
我报的班都算少的，多的从周日早上8点补习到晚上10点，一个学期下来光补课费就得两万。今年正读初三的昆明学生杨格每周都会选择补课。周六晚补习物理，周日上午下午各补习一堂数学。
课堂上教的都是基本知识点，真要想拿高分还是需要多做题，补习实际上只是老师指导着做题。杨格所在的学校在昆明属于拔尖初中，按照目前成绩，考上重点高中并没有问题。但不补哪行啊，班里几乎没有不补课的，年级前10名都在补习！
杨格的母亲朱女士说，孩子补习主要是尊重孩子意愿，虽然花费不菲，但孩子目前的课程我们教不了，只好给他报班。
实际上，目前昆明各家学校都通过压缩在校时间、减少家庭作业以及保证体育课和课外活动时间等举措为孩子减负，中考也通过调整考试方式以期减少学生课业压力。但记者调查发现，大多数孩子并未因此减少学习时间。
中考考不好就去不了好高中，去不了好高中就很难考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就进不了好单位。在朱女士看来，在目前的高考选拔机制下，还是以分为主，指挥棒不变负担就一直在，学校减的负，最终还得学生和家长背起来，不然自家孩子减负了，别家孩子还在努力，孩子以后咋办？
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由孩子教育问题引发的焦虑感十分常见，这样的焦虑感在一些双职工家庭表现得更加明显。
孩子放学时间早，我们也不能每天请假早退。所以只能把他送去托管班，如果托管班结束了我们还没下班，只能拜托朋友或其他孩子的家长先把他接走，我下了班再去接。石女士所说的托管班一个月800元，仅负责接孩子放学，并无课业辅导。而原先在北京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李女士，则干脆换了工作，选择了离孩子学校步行10分钟的一家公司。
陆女士的女儿在天津市一所区重点小学就读，从小学二年级开始，老师就在微信群里定期公布检测的成绩，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什么要求，但一看到自己的孩子有时会落后几分，压力自然就来了。有次在群里被老师点名，提醒我要多管管孩子。这些都让我焦虑，总觉得得为孩子多做点什么。于是，课内不行课外补、学校知识提前学、兴趣特长也不能落下
在校时间短了、作业少了，学校如何保证教学质量？有家长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减负、素质教育都是很好的方向，但如何落实且保证教学质量，让孩子们有竞争力，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政策频出、焦虑难消，减负令不是万能灵药
事实上，教育部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都曾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
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发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之后，几乎每隔几年，相关部门就会根据新形势出台相应减负政策。1964年、1978年、1988年、1994年、2000年、2004年政策规定因时而变，规格也越来越高。
2010年，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减负作为教改的重要目标。2011年全国两会上，减负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除了规格提高，减负的措施也变得更加具体。尤其是在地方层面，各地陆续出台相关文件，规定和落实减负工作，对在校时间、课后作业、考试、补课、休息和锻炼时间等做了严格细致的规定。
总的来看，各地区主要从入学选拔和在校教育两个方面加以限制。
有的地区如河南，除了实施小学就近入学和取消小升初考试，同时还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单独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举办培训班。有的地区选择以减少平时考试次数为切入点。北京规定，小学除语文、数学、英语每学期期末可以举行一次全校或全年级学科考试外，其他课程不得组织考试。有的地区则对中小学生在校时间和课后作业有明确的规定，如天津要求小学生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一、二年级不留家庭作业。
尽管政策频出，孩子的负担和家长的焦虑却始终没有得到缓解。日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研究报告调查显示，00后在校时间和做家庭作业时间均超过90后，学习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重，睡眠不足现象也更严重。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旭东介绍，2013年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建议，四至六年级每日家庭作业量不超过1小时。但本次调查显示，学习日00后小学生做家庭作业的时间超出标准0.7个小时，超标人数比例达66.4%。休息日00后小学生做家庭作业的时间超出1.8小时，超比例达81.1%。
相关专家表示，从目前的政策力度看，行政力量已经用到最大，单纯依靠政策来有效降低学生负担并不现实。在高速发展、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下，家长的焦虑并不奇怪，适度的负担也可以接受，但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学业负担与竞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