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2020年的中国教育蓝图已经展现在公众面前。和其他领域的纲要相似，《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大多是发展方向性的描述，使用有弹性的语言。这幅蓝图该怎样绘制？《规划纲要》起草组成员、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分析纲要目标可能的实现途径。韩民透露，“纲要提出的只是宏观目标，每个部分的分规划正在制定中。”
“择校热”的背后是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说，择校问题可能会永远存在，但靠金钱、权力来择校的现象必须解决。理想的状态是，2020年的“小升初”没有任何选拔过程，孩子们就近入学。我们期望依据纲要出台相应的政策，在义务教育阶段，逐渐缩小校际差距。一方面是缩小资源配置上的差距，各学校在办学经费、设备、设施上要均衡发展，这次还特别提到区域内的均衡发展，比如在某个区域内的一个学校和另外一个学校没有太大差距；另一方面是通过制度化的教师流动，缩小师资的差距，比如优秀教师可以“跳槽”到另外一所学校执教。
关键词：择校
纲要：我国教育目前还不适应国家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的要求
教育不适应群众要求 最突出的是择校问题
记者：在《规划纲要》起草的过程中，您感觉这种“不适应”最集中体现在什么方面？
韩民：最突出的问题是择校问题，“择校热”的背后是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说，择校问题可能会永远存在，但靠金钱、权力来择校的现象必须解决。
记者：具体地说，到2020年“小升初”阶段还会出现择校热吗？根据《规划纲要》，有可能出台什么样的政策？
韩民：理想的状态是，2020年的“小升初”没有任何选拔过程，孩子们就近入学。我们期望依据《规划纲要》出台相应的政策，在义务教育阶段，逐渐缩小校际差距。
一方面是缩小资源配置上的差距，各学校在办学经费、设备、设施上要均衡发展，这次还特别提到区域内的均衡发展，比如在某个区域内的一个学校和另外一个学校没有太大差距；另一方面是通过制度化的教师流动，缩小师资的差距，比如优秀教师可以“跳槽”到另外一所学校执教。
记者：有什么办法让优秀教师流动起来？
韩民：现在教师的工资由财政发放，但人事上主要是学校来聘用，这样的话，一名教师可能在一所学校呆到退休。今后对教师的管理上，可以借鉴公务员的管理方式，比如由教育局来聘用，教师在各个学校间可以流动。
关键词：随迁子女
纲要：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随迁子女数量难预测 提供学校经费成难题
记者：您觉得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实现跨地升高中甚至参加高考的目标？
韩民：我国的现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可以流动，但非义务教育阶段，还得回属地读高中参加高考，所以我们想看看在这方面能不能有些突破，让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升高中，进而考大学。但目前这只是一个方向，具体怎么实施，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记者：可能会有城市人担心，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升高中，会影响到城市孩子的受教育权利。
韩民：从城市的角度看，因为进城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太强，没办法预期他们子女的数量，所以城市不知道该提供多少学校、教师、校舍和经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理论上说，随迁子女在城市升高中可能有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个是学生数量激增，整体教学质量下降，另一个是教育资源有限，随迁子女占用了升学名额。目前还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但防止出现负面影响，地域间的教育均衡发展是前提。
关键词：减负
纲要：要建立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和公告制度
家长送孩子进补习班是自由选择校外教育
记者：近年来，各地教育部门针对减少课业负担的政策有很多，但有人认为，只要现有的考试制度不变，竞争依然激烈，中小学生就难以做到真正的减负。《规划纲要》对于减负的部分，会不会还是“治标不治本”？
韩民：我个人觉得，学生在学校的时间是可以通过制度严格控制的，从而解决学生集体补课、留大量作业等问题，比如说早晨6点开始上早自习，这绝对不行。课余时间家长想把孩子送到补习班，这属于校外教育，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家长的自由选择。比如日本、韩国，学生在学校的负担不重，但课余参加各种补习班。
记者：那实际上等于没减负。
韩民：往往有两类家长，一类是为了孩子升学支持补课，另一类是反对课业太重。控制学生在学校的时间和负担，课余时间学生们可以有多样的选择，比如体育运动、参观展览等等。减负不光是教育问题，说到底，还要靠全社会的努力。
关键词：高招
纲要：高招采取择优录取、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破格录取
自主招生标准一致 但接受教育起点不公平
记者：择优录取、自主录取等方式大家比较熟悉，高招怎样进行推荐录取？
韩民：推荐录取在具体施行中可能有多种方式，比如北大试行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推荐录取是一个方向，具体过程由学校来决定，推荐人员到底要不要经过考试，还要附带哪些条件，不同的学校可能有不同规定。但推荐录取必须要以公平为前提，不能是假推荐。
记者：针对高校的自主招生，特别是北大试行的推荐制，有舆论认为这类考试的形式和内容对城市的学生更有利。《规划纲要》提到高招采取自主录取、推荐录取，这对边远地区特别是农村的考生公平吗？
韩民：自主招生的录取标准对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都是一致的，这种制度本身是公平的。现在的问题是，自主招生制度之前，学生们受到的教育是不公平的，也就是接受教育的起点不公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缩小城乡差距，实现教育均衡发展。
我觉得，可以对特殊群体给予特殊关照，弥补起点不公平的问题，比如对少数民族加分等办法。比如北大、清华每年都会给西藏等教育不发达的地区一定的录取名额，如果完全按分数统一录取，可能名额都会被山东、湖北等高考大省占据，现在高考不能打破地域完全按分数录取，就是考虑到教育公平问题。
关键词：行政化
纲要：克服学校管理行政化倾向，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
现有高校行政级别难以立即取消
记者：大家都知道高校的行政化倾向，高校内部也经常有声音抨击这种现象。在起草的过程中，想过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顽疾吗？
韩民：从政府和高校的关系上看，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但政府不能派一个不懂教育的官僚管理学校，这次纲要特别强调教育家办学。
学校内部管理上也存在行政化，现在的问题是行政权力支配学术权力，以后要逐步扩大高校内部的学术权力。比如学术资源的分配，要由学术委员会成员集体决策，不是由院长、学校的科研处长决定，高校行政部门的角色只是具体的执行人。
如果高校立即取消行政级别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我国单位领导的级别，可能决定了他获得外部资源的能力，甚至决定了他能看到什么级别的政府文件。这些问题应该通过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解决，淡化依附在行政级别上的东西，比如有些文件和大学的工作有关系，那就打破级别，为什么只有副部级高校的校长能看？
记者：大学校长该怎么选拔？还是由政府酝酿吗？
韩民：根据《规划纲要》，可以对国内大学校长的选拔方式进行探索，比如像国外大学那样先成立校长遴选委员会，有的还必须经过全校教授的投票。政府最后任命其实相当于把关，看他适不适合做校长，而不是政府说了算让谁当。
关键词：师德
纲要：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核、聘任和评价的首要内容
师德具体如何考核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记者：如果评价教师够不够优秀首先看师德，会不会导致教师不重视教学水平？
韩民：和一般的职业不一样，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能影响学生，所以《规划纲要》里特别强调师德。现在社会上反映师德的问题比较严重，比如上课不认真靠课下补课赚钱、侵犯学生利益。一个人能力再强，如果道德不过关，那我们也认为他不适合做教师。
对师德的重视，不会影响到对教师教学水平的考察。现在对教师业务能力的要求是有明确标准的，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强对师德的要求。
记者：师德靠什么衡量？
韩民：如何考核师德的确是一个难点。我觉得教师和公务员相似，比如公务员不能从事第二职业，有过犯罪记录的人不能做公务员，对师德的考核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教育家办学”核心是改变校长产生办法
建议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辉
建议要点：教育家办学
“教育家办学”是个软命题，但也是个关键的命题。储朝辉研究员提出，在《规划纲要》中，这个命题体现得还不够充分，提出的一些制度改革和创新还没有戳到最痛处。
储朝辉认为，只有独立思考，并能依据其独立思考自主实行教育教学的人才能成为教育家。从历史上看,凡是学人能够自主的时代，出现教育家的几率就高；学人不能自主的时代就不会出现教育家。
因此，让“教育家办学”的逻辑应该是：在一所学校里，学生和教学是中心，教师是教学工作的主要执行人，而学校管理应该围绕教学和教师进行，是为教学和教师服务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的角色地位经常是倒错的，学校管理一切围绕校长转。不改变这一状况，“教育家办学”不可能实现。
《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制定校长任职资格标准”、“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等改革措施一定要有可操作性，其中最关键的核心是要改变校长的产生办法：中小学就应该让全体教师推选校长，大学就应该由校理事会或董事会推荐人选，再遴选出来，不能像现在靠简单的一个行政命令就产生校长。
制定办园标准不能搞一刀切
建议人：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21世纪实验幼儿园总园长朱敏
建议要点：学前教育
作为一线的幼教从业人员，朱敏认为，《规划纲要》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提出的标准是比较高的。以“到201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62%”的目标看，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已经不成问题，但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这个目标还是很考验政府执行能力的。学前教育在我国发展很不均衡，因此朱敏提出，《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制定学前教育办园标准和收费标准”，应该强调是各地、各类幼儿园分别制定，不能搞一刀切。
朱敏认为，因为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制定办园标准时应该务实，要切合当地实际，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过低的话不能保证幼儿园良性运行；过高的话会导致办园成本提高，让孩子们上不起幼儿园。在制定收费标准时也一样，除了分视各地情况不同，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也应该分别制定。公办幼儿园是在政府各类验收后，按其提供的教育质量水平确定收费标准；而民办幼儿园是按成本收费，在发改委备案后执行，完全是市场机制。所以公办园、民办园的收费标准是否应该一致，还有待研究。
政校分开应有具体的实施路径
建议人：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问题批评家熊丙奇教授
建议要点：政校分开
熊丙奇最关心高校体制改革的话题，他认为，《规划纲要》“理念有突破，方向更明确，但从现实到理想还比较遥远，缺乏达到彼岸的桥梁”。他表示，《规划纲要》还缺具体的方案、步骤、时间节点。高校实现“管办分离”的关键点是教育行政部门的自身调整，即政府怎样建立一种结构，去管理今后放权之后的大学。《规划纲要》应该解决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提出概念而没有具体的实施路径，就容易使《规划纲要》停留在文本上。
对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中提出的几个关键词也应该明确内涵。现代大学的四个特点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但《规划纲要》提出探索建立高校董事会或理事会，这是两种不同的机构，我们的大学究竟需要哪个？现状是，国内大学已经设立的董事会大多是校友联络纽带或大筹款机构，很少有决策和管理功能；高校学术委员会很多高校都有，但大多受校行政部门管理，成为摆设……
教育支出占GDP4%目标须明确问责
建议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孙禺
建议要点：目标问责
《规划纲要》问世之前，如何解答“钱学森之问”，即我国为何培养不出创新型拔尖人才的问题，是人们对《规划纲要》最大的期待之一。王孙禺教授表示，解决“钱学森之问”应该先搞清楚一个前提：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范围是高端人才，要防止泛化。
王孙禺教授解释说，对人才的培养应该分两类进行：高端人才、基础人才。高端人才是指专攻科学前沿的少数人，而基础人才的定位应该是应用型人才，他们肩负着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重任。应用型人才是大多数。“不需要所有人都仰望星空，应该对人才有针对性地分别创造有利环境。”王孙禺教授说，这一点，应该在《规划纲要》中得以明确化，防止“培养创新型人才”泛化。
另外，王孙禺教授还指出，“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达到4%”的目标，在《规划纲要》中缺乏明确的问责机制。虽然现在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距离4%的目标只差百分之零点几，但这就意味着几千万元的差距，这些钱足以解决教师待遇、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期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4%的目标说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一直没有实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进行问责。目前看，《规划纲要》还没有解决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