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明这两天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他的儿子今年小升初，孩子虽然成绩不错，但是既没能被“推优”（推荐进入好学校），也没弄个“特长生”（因体育、文艺、科技特长而进入好学校），这样的条件在北京异常惨烈的小升初大战中没有多少优势。为了能让儿子升入一所不太差的初中，甄明正在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关系，帮儿子联系学校。
就在甄明着急上火的时候，他的弟弟甄亮却作出了一个遭到全家强烈反对的决定：甄亮的女儿正上小学5年级，他却把女儿的奥数班退掉了，原因是，女儿不喜欢。
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长得最好，甄亮也不例外。“家里人都说我这样做会毁了孩子，可是我觉得他们那样做才是在毁孩子，我不想把她培养成考试机器。”甄亮说。
甄家发生的争执并非个案。面对愈演愈烈的应试竞争，很多父母最初给孩子设想的培养目标逐渐变得模糊了。正如青少年教育专家孙云晓所说：我们经常能听到家长这样对孩子说，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教育从一个完整的过程异化成了一种机械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不可抗拒地被卷入其中，一些人则做着艰难的抵抗。
普通校—重点校—普通校打一场“我”和“我”的战斗
李梅在出版社工作，自从儿子出生以后便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儿子身上。为了儿子能有一个灿烂的未来，李梅看了不少育儿书。
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李梅把他送进了家附近的一所普通小学，学习压力不大，儿子过得很开心。
儿子上二年级时，李梅参加了一次大学同学聚会，大家都当了父母，聚会的话题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孩子教育问题上。这次聚会让李梅醍醐灌顶，她这才知道，想在北京上一所好初中很难，“要不然就是孩子争气，奥数和英语成绩好，要不然家长就得有过硬的关系”，很多同学都这么介绍。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聚会后，李梅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她得知很多“好小学”学习抓得非常紧，二年级就开始有奥数班，孩子每天都会有作业。相比之下，自己的儿子太轻松了。
动用了自己和丈夫的所有社会关系，李梅终于把儿子送进了一所“好小学”，看着儿子抱回来的奥数题和每天记作业的小本本，李梅觉得自己总算对得起儿子了。
好景不长。一个学期后，李梅发现了儿子的变化，以前儿子早上总是兴高采烈地起床，然后催着爸爸妈妈把自己送到学校，放学回来也总是不停地给李梅介绍着学校里发生的趣事。现在，儿子早上总要赖在床上，放学后就埋头写作业，“愁眉苦脸的时候多了，咧着嘴笑的时候少了。”李梅说。
李梅心里很矛盾。她分析了自家的情况，自己和丈夫都是普通职员，而且儿子从小五音不全，没有令人羡慕的特长，惟一能指望的就是孩子的成绩。李梅坚定了想法，鼓励儿子：“为了将来能有个好前途，咱们现在就得吃点儿苦。”
一个周末，李梅走进儿子房间，发现儿子正坐在桌子前面撕东西，走近一看儿子撕的是一本奥数题集，纸篓里已经装满了撕得碎碎的纸片。
看着儿子烦躁的样子，李梅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她突然怀念起儿子在普通小学上学时的笑声。
当天，李梅和丈夫进行了深入交流，核心问题就是到底要把儿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无论他将来做什么，如果他不能快乐地生活，我们也会很痛苦。”
于是，李梅决定让他顺着自己的个性发展。
她又把儿子转回了原来的学校。儿子喜欢生物，李梅跟儿子一起参加了一个环保组织，在别的孩子上辅导班的时候，李梅却带着儿子种树、认识树种、爬山。
笑容又慢慢回到了孩子的脸上。
让李梅感到惊喜的是，转学一个学期后，儿子主动要求报名上奥数班。前几天开家长会，班主任老师的话更是让她欣喜。
儿子的班主任就是数学老师，在家长会上，面对家长对孩子家庭作业少的质疑，这位老师说，家长别只盯着作业量，孩子数学思维的建立比多做几张卷子更重要。“我们作业的数量可能不多，但是每一道题我们都认真批改，不仅看孩子是否做对了，还要关注孩子解题的过程，尤其是做错的题，我们会让孩子找到错误的原因，锻炼数学思维能力。”
很多人对李梅把儿子从千辛万苦才进入的好学校转出来很不理解，有些人劝李梅别太冲动了。“不停地参加竞赛、上辅导班确实对儿子的小升初有好处，但是他对学习越来越感到厌烦，不利于他将来的发展。”李梅说。
回过头来，李梅觉得她是打赢了一场自己和自己的战争，“一场现在的我跟过去的我的战争”，李梅说，现在每天看着儿子兴奋地告诉她自己又解决了什么难题，是她一天最开心的时刻。
让孩子玩还是让孩子学教师母亲在两个身份间煎熬
张妍的痛苦一点儿不比李梅少，她也在跟自己斗争。
张妍现在有两重身份：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名中学老师；一个六岁男孩的妈妈。
儿子出生后，张妍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虽然很辛苦但也很快乐。“每天把儿子从幼儿园接出来，我就领着他在外面使劲地玩，玩累了再回家，他回家后倒头便睡，这样我就可以腾出时间来备课。”张妍说。
但是这一切从儿子上学前班那天起便结束了，“没想到学前班竟然还有作业，儿子有时候要写一个小时。”
一个周一的早上，儿子起床后突然说：“妈妈，老师留的作业我还没写呢。”
家里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
张妍赶紧把儿子按在书桌旁，写拼音、写数字，实在来不及了，张妍竟然学着儿子的笔迹写了几行。
紧赶慢赶把儿子送进了学校，张妍心里乱乱的：“我怎么会帮儿子写作业？”作为老师，她一直非常痛恨家长的这种行为，“可是这么小的孩子正是该玩的时候，实在不该留太多作业。”作为妈妈，张妍又心疼孩子。
“我现在非常痛苦，作为家长我希望学校别给孩子太大的压力，作为老师我又觉得我们给学生压力也是为了学生好，要不然将来怎么能考上好大学？”张妍说，现在她最害怕的是留作业，“教低年级的时候，一留作业就听见同学在下面抱怨：‘老师，留这么多呀’；现在留作业的时候，下面一片寂静。”
连老师都是不自由的人怎么能教会学生放松和自由
“其实，我们当老师的也不容易，老师和家长的想法是一样的，都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只不过老师的压力太大了。学校追求升学率，这个压力最后只能压给我们老师；家长们希望孩子能考上好大学，压力也是冲着我们来的。谁不希望孩子快快乐乐地成长？”浙江省的王老师说。
王老师是个很有教育理想的人，他一直相信，把一个好学生送入大学不能真正算一名好老师，能成功转变一名差生才是真正的好老师。刚加入教师队伍时，王老师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研究学生上了。
班里有个学生根本不学习，王老师问这个孩子有没有为将来打算过，孩子回答：“别人上学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多挣些钱，我现在就已经有很多钱了，我为什么还学习？”
几句话把王老师问住了。
为了这个孩子王老师想了很多办法，但是都不见效。一次，王老师找那名同学谈心：“你现在是很有钱，但那是你父母用自己的才智获得的，如果你只满足现状不前进的话，那么你只能获得别人对你的钱的尊重而无法获得别人对你的尊重。”
这几句话说到了孩子的心里，从此之后孩子慢慢有了变化。
那个时候王老师觉得当老师是非常幸福的。
但是，这种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评职称的时候，一起进单位的同事都申报了，可就王老师没能通过，“人家要的是硬邦邦的升学率和各种竞赛的获奖名次，我的时间都用在学生身上了，对这些事不是特别执著，这次才真知道厉害了。”王老师说。
紧随“名”之后的就是“利”，王老师不太执著的那些东西所带来的是工资、是升职机会、是培训机会。
虽然很不情愿，但是王老师心中那个理想和现实的天平还是不知不觉向现实一头倾斜了。王老师研究学生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渐渐发现了用作业“轰炸”学生的好处：“学生的时间就那么多，你不去占领自然会有别人占领，而且学习有时候确实是一件熟能生巧的事，很多孩子就是在不断的重复中悟出了道理，另外，作为班主任我们每天要忙的事情太多，把孩子拴在题海里也是一举多得的管理办法。”
“我是真的心疼孩子啊，可是没办法，主管部门评价学校就看学校的升学率，学校就会使劲压我们，我们只能压学生。”
这两年，王老师更是觉得被压得喘不上气来。为了学校领导的科研能力能“上个层次”，一些骨干教师要为领导写论文、做研究。“最忙的时候一个星期就得写一篇。”王老师说，“我实在厌倦了这个工作，我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好好跟孩子谈心，我知道孩子比我更痛苦，因为，连我都是个不自由的人了，我怎么能教会他们放松、自由。”
不少专家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应试教育倾向是当前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究其根本是我们没有弄清楚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应该怎样培养人。
学者李楯指出，“教育是干什么的？就是教一个人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做人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要教出一个有脑子的人、自己能选择的人。”
教育专家杨东平指出，“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只有我们明确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尊重孩子，尊重每个孩子个性，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按照自己的个性自由发展。
“我永远都记得儿子刚出生时住的那个病房。”李梅说，“五六个孩子齐声哭喊，但是只要你稍微用心就能发现，每个孩子的哭声都不相同，他们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告诉这个世界，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希望我们的教育还能让这些孩子们响亮地喊出‘我和别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