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你读了那么多年书，也就2000块左右的工资。我爸小学都没读完，在汕头做了个技工，一个月可以赚三四千元。我觉得读书真没用啊！”这段话出自天真的孩子之口，这不得不让我们怵目惊心。据媒体报道，在广西、四川等偏远贫困村大量十二三岁的孩子因贫困辍学进城打工。
孩子有这样的看法，错不在孩子，错在社会，责任在政府。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标语随处可见，但实际的落实情况却因各地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天差地别。相当多的未成年人因贫困而被迫提早离开了学校进城打工。“新读书无用论”的出现无疑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的。
但是，让大批未受教育的孩子直接进入社会工作赚钱，就如同让未经训练的新兵直接上战场打仗一样，是极不负责的。我们固然可以安慰自己说，一个人即使没上过学，通过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一样可以历练成才，但这样的人究属凤毛麟角，大多数人将因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技能训练而备尝艰辛。温江村的孩子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是缺乏技能的童工，他们只能进入条件恶劣、工资畸低的黑工厂打工，备受盘剥和歧视。
贫穷是可以遗传的。因为贫穷，无力读书或不愿读书；又因不读书而缺乏文化技能进而无力摆脱贫穷，构成了一个“死循环”。要打破这令人绝望的“死循环”，必须有外力介入。对政府而言，必须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使孩子们不会因贫穷而失学辍学。但与此同时，贫困地区的农民也必须树立“知识改变命运”的顽强信念，不因眼前的困难而有任何动摇。
有人说，让肚子都没吃饱的农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是不是太不切实际了？我要说：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也许不能给你的命运带来什么改变——如部分现实所证明的那样；但不相信这一点，你的命运会因你不信而改变吗？与其困坐愁城，让命运击败自己，为什么不坚守信念，奋力一搏？
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不但能改变个人的命运，也能改变群体的命运。印度喀拉拉邦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印度，喀拉拉邦的经济情况不是最好的，但让人惊奇的是，该地的人口出生率、人均寿命接近美国和西欧。当印度其他地区因人口爆炸而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时，喀拉拉邦为何能独树一帜？
原来，20世纪80年代末期，喀拉拉邦政府在志愿者的援助下，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数万名志愿者奔赴乡村，为不识字的人扫盲，其中2/3接受教育者是女性。学会了读书写字的妇女不甘心做传宗接代的工具，而有了自己的事业追求，人口出生率因此随之下降。虽然整个印度的妇女识字率只有39.42%，但喀拉拉邦的所有居民，包括女性，识字率高达95%，已属于世界先进水平。现在在喀拉拉邦3000万人口、其中80%为农村人口的900多个乡里，图书馆有5000多个，出版3000多份报纸杂志。当地人自豪地说：“在喀拉拉，没有人不读报，没有人不谈政治，没有人不唱歌。”知识改变了喀拉拉邦的命运，给人以希望和尊严。
现代社会分工愈益细密，对专业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相应的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也呈逐渐加长之势。而且越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国家，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就越长。没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人口，中国就不可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在这样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出现了“新读书无用论”，不能不让人悚然而惊。
体制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等待改变到来之时，作为个体的贫困农民恐怕还要坚守“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尽一切可能使孩子完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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