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笨”女儿
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两位读写障碍者，共同寻找着通往世界的另一种可能。
“书架上有31本书，借走了9本，还剩几本书？”这道数学题，在作业本上静静等待着一年级女孩余欣欣(化名)的解答。
“13-9=4”，欣欣写。
看到女儿又把31看成13，一旁的妈妈余静佳提醒着：“欣欣，要多看几遍题目啊。”
欣欣有点委屈：“妈妈，我都看了三遍了！”
余静佳心里一动。上小学后，欣欣常常犯类似的低级错误。比如，“81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18？”欣欣会填“等于”。拼音课上，她也分不清“p”和“q”……
烦恼一年后，余静佳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她的女儿欣欣，是一名读写障碍儿童。
读写障碍是一种最常见的学习障碍。有读写障碍的孩子，不能正确处理口头或书面的语言文字信息。他们在拼字、书写、阅读、聆听或者是做算术时，会觉得非常困难。
从台湾来到北京的女建筑师余静佳，曾在美国留学时听说过读写障碍这回事。现在她又开始查阅资料，她发现，不同国家孩子遭遇读写障碍的比例，多的高达15%，少的也有5%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存在。然而，当她把这些信息告诉欣欣的北京老师、自己的朋友们时，却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这个词语。
家里有个“爱迪生”
当欣欣被确定为“读写障碍儿童”的测评报告一拿到手，余静佳松了一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的担子一般。
她终于找到症结所在。之前一年，她和女儿深陷迷宫，焦灼彷徨而不知道方向。
刚上北京师范大学奥林匹克花园小学一年级，欣欣就被任命为班长，一度成为学校里的明星新生。她眼神机灵、处事大方，被蓝琼副校长评价为“一看就是成绩好的聪明苗子”。
第一次期中考试，欣欣考得不错。不料接下来，她的成绩明显下滑，特别是数学常常不及格。班主任非常困惑，孩子上课回答问题都对，作业也对，偏偏一到考试就失误。老师委婉地提醒余静佳，班长应该加油了。
不料，妈妈比班主任更加困惑。余静佳还有个大女儿，比欣欣大一岁。两姐妹的机灵程度不相不下，她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方式也一模一样，结果却完全不同。回家写作业，姐姐只要一个小时，妹妹却要三四个小时。姐姐已经在看课外书了，妹妹还在为了一个“国”字纠结。
抄写这个字，先一横，再一折，三横……欣欣至少要回看三四下。后面一个逗号，还要再看一眼。欣欣会将左右偏旁的字写反，将两个数字看反。妈妈提醒她：“哎哎，你怎么会刻印章呢？”
然而，事实却不像开玩笑那么轻松。余静佳的辅导费时费力，欣欣的成绩毫无起色。余静佳将困惑求助于周围的朋友、老师，没有答案。万般无奈下，她还向一位中医兼算命先生的“大人物”寻求偏方。
直到有一天，一个英文单词Dyslexia突然蹦进她的脑海。它的意思是读写障碍。她开始搜集资料，发现欣欣的表现——混淆上下左右、朗读时跳字或跳行——这些与读写障碍症状一一对应。
“不知道原因，我很困扰；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太高兴了！”余静佳终于明白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了。
她继续研究。每个汉字都是集声音、外形和意义于一体，而读写障碍儿童正是在掌握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时出现延迟或信号丢失。他们大脑中处理语言文字信息的部分与一般孩子不同，并非智力缺陷，而是脑部成长过程的异常特征。遗传、早期培养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导致读写障碍。
这时，余静佳才突然意识到，作为欣欣的母亲，她自己也有着读写困难的征兆。
小时候写作文能得九十分，但因为错别字就要被扣掉二三十分。“郑”字的偏旁，她到现在还记不住那个耳朵在哪一边……在快50岁的时候，她才为自己求学时的艰难历程找到一个迟到的真相。
爱迪生、爱因斯坦、达·芬奇、丘吉尔、汤姆·克鲁斯……余静佳还看到一长串的读写障碍名人名单。她想起欣欣入学时，自己代表新生家长所作的演讲，“家长一定要相信你的孩子，相信孩子一定有某方面的天赋。如果老师说你的孩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应该说，很庆幸，我有一个‘爱迪生’，我要把孩子带回家去养。”
后来，余静佳常常以此自嘲：“没想到我就中奖了。我就有个‘爱迪生’！”
聪明或愚笨
2011年的这个暑假，欣欣和姐姐一起，去了台湾的外公外婆家。每天晚上，余静佳都能从父母口里听到姐妹俩每天发生的故事。
有一天，外婆出门买了两碗面给姐妹们做早饭。姐姐不喜欢吃面，怎么也不乐意。外公劝着姐姐，今天外婆身体不舒服，还是冒着大雨出门的……听了这话，姐姐终于拿起筷子，不过只吃了两口，还是放下了。
欣欣没说话，走过去把姐姐剩下的面吃完。“欣欣真是个贴心的孩子。”外公说。余静佳一直以小女儿为傲。欣欣成长于宽松开明的环境中，天性温暖，易于感染旁人，从小便让妈妈收获很多赞美与羡慕。
“她能感受到别人的心情。”班主任郑鑫老师如此评价。她收到过欣欣的一份手工礼物。在欣欣家人合照的背面，欣欣用彩色铅笔画了小小的心型图案，旁边写着“因为爱，我们认识”。欣欣包装好，郑重地送给老师。
几乎没有老师和同学不喜欢欣欣。然而，她还是被从班长的位置上撤换下来——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学期末的“三好学生”评比，也没有她。渐渐地，欣欣变得没有那么听话。她在考试前一晚蹭到妈妈的床上，吵着要和妈妈一起睡。她还埋怨作业怎么也写不完，烦躁起来又是哭闹收场。
只有妈妈余静佳明白，欣欣害怕了，正在一点点丧失自信。她投入更多的精力亲自辅导欣欣。为容易混淆的词语编写口诀，将两个步骤的数学计算简化成两个问题。欣欣的一次数学考试只考了43分，余静佳将卷子抄写一遍后读题给女儿听，重做一次的结果竟是95分。她将两张卷子订在一起，让欣欣带给数学老师看。
她还支持欣欣学体操、学画画，“一切努力，都是要在其他方面加强欣欣的自信心。”
余静佳开始向老师和学校寻求帮助。学校副校长蓝琼，直到这时才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读写障碍。她学的师范专业，普通心理学和教育学教材中，没有出现过这个名词。
在余静佳的建议下，学校请来北京一家学习潜能开发中心，为300多位学生提供免费测评，结果显示，竟有30名左右的孩子存在不同程度的读写困难，这大大超出蓝琼副校长的预料。
而愿意参加测评的，还只是部分学生而已。有的孩子，老师感觉像，与家长商量时却遭到拒绝。“我的孩子没有问题。”家长这样说。
帮助、互助与自助
“孩子们不是有问题，而是需要帮助。”兰紫老师曾是广播电台读书节目主持人，后转行亲子阅读出版行业，接着在2007年主导创立了一家学习潜能开发中心，致力于改善读写困难儿童能力和环境。在国内，比较知名的类似机构只有三四家而已。
兰紫更乐意将读写障碍推广为“读写困难”，正是考虑到中国家长们的接受程度。她接触过的读写困难儿童的妈妈，有的一心离婚，有的甚至不想看见自己的孩子。像余静佳这样敢于面对并积极解决问题的家长并不算多。
从欣欣二年级起，兰紫老师和她的团队每周到校两次，为孩子们提供矫治训练。她和学校老师都不会提起“读写困难”这个词，只是告诉孩子们，他们应该参加一个阅读班。
余静佳告诉欣欣，你也要参加这个班，做脑力操和其他练习。
欣欣不理解：“妈妈，我为什么要做脑力操呢？”妈妈回答：“因为你太聪明了，聪明得都有点不平衡了。”欣欣更奇怪了：“那是要把我弄笨吗？”
脑力操有十多组动作项目，比如“山立”一节，是以特定的姿势双手抛沙包，视线跟着沙包运动，同时倒着数数。这是一种以运动刺激脑部语言区的方法。
欣欣还可以触摸到一个汉字的立体模型，或是在老师的帮助下用手在砂纸上慢慢地写字。手是运动觉、眼睛是视觉、再加上听觉，当多感官之间的联系过程加强，欣欣才可能记住一个字最终成形的样子。
欣欣和30多位同学组成阅读班，余静佳也开始为家长间的互帮互助而努力。在她成长的台湾，学校均成立家长会或家长委员会，各地区和全台湾还有家长联盟。家长会代表可以参加教师评审委员会，甚至可以参与校长遴选。她决定，将学校里有共同困难的家长们联合起来。
在她的主导下，2009年国庆假期里，30多位家长们召开了第一次家长支援会。地点就在学校，主题是关于孩子们的读写障碍。
起初，余静佳是不希望将这次聚会变成妈妈们大倒苦水的“怨妇会”的，然而，似乎只有倾诉过后，妈妈们才有勇气和力量面对。
一位妈妈说，她找回了一个儿子。在不知道读写障碍以前，她认为大儿子完全是一个坏孩子，于是把所有母爱都转移给老二。直到得到大儿子的测评结论，她才在时隔很久后再次拥抱被自己忽视与责怪的孩子。
听着的妈妈们都在抹眼泪，余静佳也哭。然而，家长会的成效还是让她非常开心，“因为家长通过这样的认知和努力，重新与孩子建立了关系”。
家长支援会希望做得更多：以更好的词汇描述读写障碍；对老师们进行更多培训；邀请部分老师参与；建立育儿共享通道；对校方提出需要配合的要点或请求。
余静佳第一个想要为孩子争取的权益是，独立考试的机会。
在美国、香港等特殊教育制度完备的国家和地区，学习障碍儿童是可以独立考试的。此外，孩子们还可以享有更长的考试时间和字体更大的试卷。余静佳首先希望从学校层面，为女儿争取一些“补偿性的公平待遇”。
“除非你有这样一个孩子，你才会知道家长有多辛苦。不管是你要帮助她，或者是你要理解她，你要帮她抵御各方面的压力，或者你要帮她找到出路，都很难。”余静佳说。
她一位朋友的女儿，在听她讲过读写障碍概念后，才发现自己也有这个问题。这位女孩重新规划人生，发现自己有绘画的天赋，于是申请进入美国最好的艺术学院，最终如愿以偿。
“我们将面对着艰巨的任务，继续陪着我们的孩子，直到他们能以自己的形式展现自我，找到自己的人生舞台。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读写障碍家长们共同的担忧是，我们能坚持多久，孩子又能坚持多久？”
进步与挫折
三年级上学期的期中考试，欣欣是在一个单独的属于她的“办公室”里考试的。一位老师专门为她朗读题目。读写障碍儿童的表现各不相同，欣欣的听觉并没有问题。
这次考试成绩比欣欣平时成绩平均提高了20分左右。
事实上，欣欣并不乐意接受这样的照顾：“妈妈，为什么我要和别人不一样？”
在此之前，余静佳已向学校请求，允许欣欣缺席下午两堂课，由家教帮助她完成作业。随着课业一年年变难，欣欣做作业的时间越来越长，余静佳不得已请求这样的特殊安排。
学校表示支持，特意为欣欣安排了一间空房间。
欣欣还是不乐意：“妈妈，你是想让全校人都知道我有问题吗？”
“抱歉，妈妈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余静佳想了想说，“要不你先试一个星期？如果你不喜欢，妈妈也不坚持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过了几天，欣欣开心地主动向妈妈夸耀起她的“办公室”来。里面有一张摇床，还有一张大沙发，就连靠枕也是卡通图案的。她带同学们参观，“别人都羡慕得要死”。
余静佳除了请家教，她还带着欣欣参加了教育机构矫治。孩子每季度还需要直飞深圳一次接受培训。只要有时间，临睡前她也陪着欣欣一起阅读。
然而，两年多过去了，欣欣的读写障碍矫治效果却不怎么明显。即便得到特殊安排，从下午就开始写，她的作业还是要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可以完成。
读写障碍不是疾病，没有药方也不可能治愈，只能通过长时间的训练得到缓解和克服。对欣欣来说，一切都还只是刚刚开始。
“她只是在逐渐认知，自己不是容易考100分的孩子。不管多努力，她就是经常只能考60分的孩子。”
欣欣还不知道什么是读写障碍。她有次问妈妈：“为什么你要求姐姐考100分，却从不要求我呢？”
余静佳回答说：“别说你考60分，只要你付出了努力，你考零分都是很棒的。每个人的强项不一样，你是特别的孩子。”
欣欣却不依不饶：“妈妈，我就要考100分！”
终于有一次，欣欣的数学突然考了99分。她回家大哭一场：“妈妈，我就差一分就是100分了！”
余静佳一阵心疼。她总是为好胜而坚持的孩子心疼——当女儿好几天都记不住一个简单英文单词的时候，当女儿问她自己为什么不能当学习委员的时候，当女儿拿回试卷不愿说分数的时候，特别是，当女儿坚持以100分为目标的时候。
“我不知道二年级是苦的，一年级是甜的……我爱的是甜，苦我不喜欢。”这是欣欣的一篇日记。这个不到10岁的孩子，将标题取为《我的苦》。
“学校和老师都已经很配合我了，但是整个教育体系并不适合这样的特殊孩子”，余静佳终于决定，在四年级将两个女儿都转入国际学校就读。
在那里，或许欣欣的绘画天斌可以被更加充分地发挥。上课时做笔记，别的孩子用单词，她用图画。衬衣、裤子，用符号记录意义，“用特别准确、简单的图示，不像别的孩子一画就复杂了。”
欣欣起初想做兽医，最近想做服装设计师，偶尔还会说继承妈妈的事业做一名建筑师。她的体操练得很好，单手倒立是班上活动时的保留节目。
她也仍然很努力。
余静佳正在筹划，建立一个民间公益机构，帮助更多类似问题的中国孩子。与自闭、多动等其他障碍相比，读写障碍儿童的基数更大、表现却更不明显，特别值得关注。
有一次，欣欣问妈妈：“为什么别人播种都马上开花了？为什么我播那么多种子，都没有开花啊？”
余静佳忍住眼泪，微笑着回答：“种一粒种子，就会收一粒果实。有的人很多时候都没有收，但是突然有一天，哇，她收了很多很多的果实。欣欣，你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