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清华大学公布了今年的高招数据，与之前北大的数据多处相左。北大称录取了超过6成的状元，清华则称9成的理科状元报考该校。相同的是，两校都暂未公布录取状元的具体数。(《新京报》7月20日)
因为不愿甘拜“状元”争夺战下风，清华、北大的“互掐”极易引人注意。实际上，此类现象早就下传导至各教育阶段，从奥数热到择校热，无一不饱含“掐尖”的浓郁气息。
实际上，在国人向来极为看重的“掐尖”教育，其预期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77年至2008年，32年间的1000余名高考“状元”中，没一位是做学问、经商或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解放日报》6月28日)。当一些地方纷纷禁止公布状元名单信息时，清华、北大却仍以挖掘“状元”为快，这不能不说是莫大讽刺。
毫无疑问，清华、北大承载着我国教育风向标的突出功能，其一举一止对社会对各教育阶层都有决定性影响。然而，这种风向标所展示的现实却又令人无比汗颜。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当多的高科技专业毕业生都去了美国，“美国《科学》杂志2008年就把清华、北大看作是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北京青年报》2009年8月4日)。而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在国内不惜冲锋陷阵奋勇“掐尖”的清华、北大，到头来居然只能落个替他人做嫁衣的尴尬角色。
我国改革开放并高速发展30多年，机会多多，虽不否认凭借良好的环境及优厚待遇，发达国家对人才本就具有更胜一筹的吸入效应，但我国选择留在海外的博士远高于其他许多国家。导致这种强烈反差的原因，或者因为国内大学教育抛弃了他们，或者因为他们抛弃了国内的大学教育。针对中国大学教育弊病的声讨从来不缺响亮的声音，不少人还回溯历史，搬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也有人指出，中国大学精神首先应是学会怎样思考，而不是当一个应试教育的机器。
无论怎样阐释新时期的大学精神，终不应外乎“民主与自由”这一根基。民主意味着百花齐放，意味着对知识开诚布公的争论，如果端着“尊师”的威严，对知识盲崇，滥设学术禁地，争论自然只是奢谈。自由则意味着，大学必须拥有充分独立的支配权，以便让那些真正有志于研究和创造的学者崭露头角，而不是争相削尖脑袋，争食领导俸禄。虽然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滑坡的学术精神尚需大力改进，但如果连“安身立命”的根基都没有，教改就只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既无章法，也难有实效。
如此偏重大学教育，是因为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大学阶段承载着向社会输送人才的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作用。当大学教育深陷应试教育魔圈，迷恋于考分“掐尖”而不愿自拔，上行下效，又怎能奢望下面的教改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