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入园难入园贵”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5%，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各地政府和教育部门一直在不断探索破解“入园难入园贵”的良方。
“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的出现，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人们对幼儿教育资源的需求与幼儿教育资源不足有关，更与2003年以来国家关于学前教育以“政府办园为示范，以社会力量办园为主体”的政策导向带来的公办园改制、退出，将学前教育推向市场有关。
当时，许多地方政府深感保障义务教育的压力巨大，对学前教育的发展有无力顾及之感，不仅不反对而且支持公办园改制，认为学前教育是非义务教育，主要靠民办。从全国来看，2009年共有幼儿园13.8万所，比1995年减少了23.3%。2009年教育部门办园、企事业单位办园和集体办园等普惠性资源只有4.9万所，比1995年的15.9万所减少了2/3。2009年全国农村普惠性幼儿园只有2.76万所，比1995的10.67万所减少了近3/4。
导致“入园难入园贵”的根本症结，在于公办学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其结果，一方面，导致公办幼儿园过少，无力满足幼儿入园需求；另一方面，导致政府对幼儿教育的主导力度降低，带来幼儿入园收费过高。
学前教育是具有福利性、保育性、教育性、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当前，我国日益凸显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学前教育需求与“入园难入园贵”的突出矛盾，不能不说与各级政府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直接相关。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2008年，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入分别占教育总投入的11.47%、7.01%和30.97%，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总投入的9.6%、6.19%和19.9%，而学前教育总投入占教育总投入和财政性教育投入占财政性教育总投入的比例分别仅为1.29%和1.24%。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学前教育经费占公共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巴西为5.1%，墨西哥为8.9%，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8%，我国的比例明显偏低。
显然，学前教育政府投入不足，必然意味着人民群众支付的学前教育成本过高。与各级各类教育相比，从投资与收益的角度讲，学前教育是没有任何直接收益的，是投资周期最长的，其家庭个人分担的成本应该是最低的。可现实却是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中，公益性最强、没有直接收益的幼儿教育个人成本分担反而最高。根据相关研究，若要保障政府对学前教育的主导和控制，应该明确政府在学前教育投资中的主体地位，各级政府对整个幼儿教育的经费投入不能低于75%，也就是说个人分担成本占到25%。
从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看，各国越来越重视学前教育，越来越把学前教育看作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发达国家学前教育平均毛入学率为79%，转型期国家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为62%，而发展中国家仅为36%。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新兴经济体12个百分点。
可以说，学前教育已成为教育公平的新起点。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在扩大教育机会、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广大人民群众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将关注教育公平的焦点转向学前教育。各级政府必须将教育公平的“关口”前移，切实加快学前教育的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子女的入园机会。否则，在儿童接受教育的起点上，必然造成新的“教育鸿沟”。
那么，如何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的迫切需求？
一是必须坚持学前教育的公益性。要切实纠正一些地方政府发展学前教育以民办教育为主的指导思想。各级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教育服务的方式，探索公办学前教育的不同实现方式，支持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但这绝不意味着公办学前教育的退出，更不能减少政府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各级政府要满足幼儿接受教育的机会，必须坚持学前教育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只有公办幼儿园占幼儿园的比例、公办园接纳幼儿的比例占到50%以上，才能保障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领导力、控制力和管理力。
二是必须建立幼儿园准入制度。当前，无论城乡都存在大量的“黑园”，这些幼儿园不但办园不规范，办园质量无法保证，而且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国家要加快学前教育立法进程，尽快出台幼儿园办园标准，确立公办幼儿教育的主体地位，出台幼儿园教师编制标准，建立幼儿教师工资保障机制，支持民办幼儿教育的健康发展。
三是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园方向。不少幼儿园为了吸引更多的幼儿入园，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幌子，开设识字、阅读、计算以及各种所谓特长教育课程，严重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各级政府必须严厉制止幼儿教育日趋严重的功利化倾向、小学化倾向。加强教育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教育执法能力，已成为保障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