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国学“天才”。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陕西省招办拒绝投档。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中的高三应届生孙见坤征服了教授的心，也摸到了大学的门，却“搞不定”招办的章。
“招办的章”，在这里成为了妨碍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关键。然而，如果没有“招办的章”，人们却又担心，大学的“不拘一格”将变为“随意降格”，为权势开绿灯，高考的公平公正也就没有了保障。
其实，正是基于这种两难处境，从2003年开始实行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采取了一种嫁接模式，即“自主招生资格+统一高考”：高校先进行自主招生测试，获得高校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必须再参加高考，高考分数需达到当地一本线或高校承诺的降分条件，方可被录取。
这种模式较以前统一高考有些进步，让一些有特长的学生，不再受录取分数线的制约，能享有一定的录取优惠。但是，这一模式的基本规则，即让高校自主招生招收“偏才”、“怪才”的初衷根本无法实现——如果一名学生确实在某方面有很强实力，但却存在明显的偏科，在当前的高考体系下，高考学科总分是很难达到一本线，或者超过一本线，仅低于高校在当地的录取分10至20分的。过去几年自主招生改革的实践中，一些高校得到的结果是：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高考平均分高于纯统一高考录取的学生。这让人十分怀疑，这样以分数来取人的自主招生究竟还有何意义。
孙见坤的遭遇就属于这种情况，他获得了复旦大学5%自主招生的资格，高考成绩达到陕西当地一本线即可录取，可他的高考成绩却低于当地一本线6分，虽经复旦大学再三协调，却依旧未能被复旦录取，而是拿到了山西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人们为他的遭遇唏嘘，可按照自主招生的规则，陕西招办是严格执行规定的，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还有人为陕西招办的严格而鼓掌。
可以想见，如果自主招生在今后依旧采取这种模式，类似的情况还会发生。而解决这一问题，又必然回到高考制度改革的两难处境上来——如果给高校完全的自主招生权，不受政府部门的制约，公平、公正如何保障?
在笔者看来，孙见坤虽未被复旦录取，但他作为国学“天才”被学校认可、被社会舆论接受的过程，为高校自主招生指明了一条道路。如果大学都按照这种方式，进行自主招生，那么，自主招生的公信力将得以确立。
首先，孙同学的信息是完全公开的，根据多所大学教授的介绍以及记者的调查，孙在国学上的造诣颇深，是个难得的人才。如果高校在自主招生中，在不涉及学生隐私的情况下，尽可能充分地公示学生的详细信息，可供公众监督、质疑者复查，关于自主招生藏有猫腻的说法，还会存在吗?
其次，媒体在报道孙同学时，引用了真名实姓的教授的评价，这让大家对孙的能力进一步确信。如果在自主招生中，对于学生的面试考察，建立教授负责制，教授对录取结果负责，这就可树立教授的声誉，同时不难对有关违规进行问责。
假如在每一个自主招生学生身上，都有上述透明的操作、公开的评价，大学的公信力是能得到公众认可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逝世之后，有关他的传奇教育经历被媒体反复提起——中文、历史、数学、化学、物理、英语的总分只有225分的钱伟长，因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被清华大学录取;而更不可思议的是，物理只有5分的钱伟长，居然通过游说系主任，进了物理系——对于他的经历，没人质疑清华大学当时胡乱招生，因为大学的声誉与公信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是我国大学必须反思并进行改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