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北京闭幕的第三世界女科技工作者大会上，一位马达加斯加女科学家讲述自己科研路上遭遇不公正待遇和艰难抗争的经历时，一度哽咽失语，发言稿最终由另外一位与会者代读。在发言稿的结尾，这位女科学家许下了这样一个心愿，“我们期待更多的女人成为母亲和科学家。”
此次大会上，来自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位中外学者聚集一堂，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成长障碍和困境成为热议的焦点话题。
女性参与科研的规模优势未能转为质量优势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在开幕式上披露，2003年世界女性研发人员约占研发人员总数的27％。其中，非洲为29％，亚洲为15％，欧洲为32％，美国为24％。
2009年，中国女性科技人员约1437万人，占科技人员总数的33％。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女性数量占总数的25.7％。
遗憾的是，这种规模优势未能转化成质量优势——一边是女性参与科技的总量不断增长，女状元频出，大学校园阴盛阳衰；一边则是高层女科学家稀缺。
数据显示，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女性所占比例只有5％：“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的175位首席科学家中，女性只有8人，占4.6％：“长江学者”中，女性占3.9％；而863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专家组成员中，没有一位女性。
女科学家遭遇“玻璃天花板”的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以世界公认的科学界最高奖项之一诺贝尔奖为例，诺奖百余年历史上，女性获奖者少之又少，迄今全球有15位女科学家，16次获得诺贝尔奖，女性占2.8％。
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物理学奖和化学奖方面，除居里夫人获得了1903年物理学奖与1911年化学奖外，只有1名女性获物理学奖，2名女性获化学奖。
家庭和政策拖住女性成才后腿，30岁成为男女分叉点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赵兰香几年前曾听说一个故事：有一年，中科院某研究所博士生招考，几轮考试下来，结果录取的全都是女性。女生在考试方面的能力让她大为叹服。
不久后，赵兰香负责完成了我国近年来首项基于规模调查的《女性从事科技工作现状研究》课题，历时一年半的问卷调查涉及31个省区市，共发放了4240份问卷。
调查结果使包括这位科技政策研究者在内的很多人，对女性有了新认识。调查发现，即使从主观意识来看，“男女在30岁以前，在‘我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要做出什么事’方面没有差异。一旦到了40岁以后，差异就明显，男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雄心勃勃，女的则呈现相反的态势。”
“30~40岁之间，正是形成差异的时间段。”赵兰香发现，一方面，女性一旦有了孩子，可能导致她的兴奋点就会有所转移。而当前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牵扯着家长的很大部分精力。
另一方面，在这一年龄段，女性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使男女竞争的机会和起点形成一定的差距。女性这一时段正值事业发展的黄金期，却开始生育，而男性则突飞猛进，更有利于将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譬如，目前的自然科学青年基金申请对年龄的限制是男女“一刀切”，超过35岁就不能再申请，而很多女性在此之前要完成生儿育女等任务，成果自然没有男性多。
一项对中国自然科学界中女性的专门研究显示，全国和省级学会女会员占总会员数的1／4，但女会员获得的研究项目却仅占总项目数的1／10.
一些国家的不平等现象甚至更加糟糕。如日本女物理工作者获得教授头衔平均比她们的男性同事晚10年。在美国一些名校，女教授与她们的男性同事相比，拥有较少的实验室、较小的办公空间和较低的工资。
在赵兰香看来，“许多有潜质的女科技工作者，在家庭重担的压力下，逐渐失去与男性竞争的能力；还有一些则彻底放弃了科研，这对一个热爱科技的女性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结局，对于国家而言，女大学生、女研究生数量和比例的增多，是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在事业上贡献她们的聪明才智！”
打破“玻璃天花板”亟待立法支持
“对女性参与科技的平等权利，尚缺乏有效的保障与关怀，有的甚至存在明显障碍。”路甬祥院士呼吁，应该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立法内容，在法律和政策上，保障女性在高等教育、科研机构、科研职位和科研资金等方面的平等权利。
路甬祥院士建议，在具体科研与教育领域，可设立多种形式的专项研究基金、特别培训基金与女性科学组织或工作机构，为女性科学家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同时，在现有的研究基金和奖励评价中，应充分重视对女性科学家的支持和鼓励。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近年来则一直呼吁给生育后的科研女性一笔启动经费重返科学界，“现在科学发展很快，生完小孩以后，原来的项目接不上了，让她们怎么做？回国人员都有启动资金，女性为什么不能有？”在她看来，这样的支持意义重大。
赵兰香介绍，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女性的参与可以增加科学研究的多样性，男性思维和女性关注点会有所不同，女性富有的母爱，会渗透到她的工作中。比如，当前科学研究面临越来越多的伦理问题，如何进行科技发展方向性的决策，在男性主宰的科技世界中，需要女性视角的关照。
国际上已经注意到科研领域男女性别的差异，并开始努力缩小这种差异。比如，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理事会制定了女性在科学和工程中的席位计划，一些职位一定要专门留给女性。芬兰科学院从2000年开始，当一职位的申请者资格相当时，实行女性优先原则。韩国实施女性加入科学工程计划，请有成就的女科学家一对一培训有潜能的女中学生，吸引她们选择科学事业。
在第三世界女科技工作者大会一个分会场报告中，一位印度女科学家用这样一段话结束了自己的报告：“男人的成长，是个体的成长；女人的成长，是家庭的成长，是国家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