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自主招生战火已从大学烧到了高中。虽然上有禁令，但各种以"开放日、冬令营、初高中联谊"为名目的暗渡陈仓事实上从未偃旗息鼓。无论这些名校主观上抱有何种考虑，“抢生源”造成的实际结果，还是让自主招生成为家长和学生疲于奔命的战场。
现在，2014年的高中自主招生已经拉开序幕，四大名校的冬令营也已排上日程。此时回顾21年前的一次名牌高中自主招生，或许对现在也有一番参考意义。
一天考完“速战速决”
1993年上海举办了东亚运动会，印象极为深刻的5月9日开幕式那晚，我从信箱里找到了苦苦等候的那份通知书。
印着"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牛皮纸信封内，简单的一张白纸条，写着几行文字，大意是"祝贺你已被录取，请于某月某日参加学校开学夏令营"。这时，距离那次神奇的自行招考考试，大约已过去2个星期。
我征询了当年几位同学的意见，大家都不太记得考试的题目了，只记得那次考试分三场，数理化、英语和语文政治，一天内考完，强度不亚于如今的“千分考”。考到晚上，我连视线都模糊了，只是靠机械式的答题习惯在支撑。
依稀还记得有一道数学大题正好是之前做过的，大概正是凭着这一点优势，我杀入了最后的晋级圈。这是真正的“一考定终身”，既没有考前的各种摸底，也没有笔试后的面试，特别是连中考都不必再参加。
就这样，我和大约200名同级生获得了复旦附中的入场券。后来获知，当时报名参考人数和最终录取数差不多11取1，激烈程度远超过一般重点学校。
就在我们参加复旦附中考试的同一天，交大附中也在进行类似的招生考试。据说这是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特批的一次招生行动，仅限于这两所附中参加。
这一次“速战速决”的自行招考，让许多老牌重点高中大为不满，纷纷到教委告状，因而在次年就取消了这种形式。
其实从资料中可以查询到，早在1985年，复旦附中就搞过自行招生，以“理科班”名义提前招收保送生更是各重点高中的惯用手法。若干年后，有机会与复旦附中两位老校长谢应平、吴小新交流时谈到提前招生，他们也表示出一种无奈。
因为按照当时的一般规律，重点中学多数同时拥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初高中升学绝大多数通过直升内部消化，比例高达70%-80%。而对于普通初中的尖子生，区内市重点和区重点中学也会通过学校保送等形式提前锁定。
如此一来，没有初中部的复旦附中和交大附中就面临生源尴尬。直到1998年上海拆分完全制中学，实现高中部与初中部分离，才算是有所改观。
而对学生和普通初中来说，提前招生却是利好。96届在考进复旦附中之前，相当一批同学就读的初中牌子并不响亮，比如我在长宁的初中母校就名不见经传。本来在中考前，我们只能竞争名额不多的保送机会。
以我所在的初中为例，只分到市重点的市三女子中学、延安中学各1个名额，还有区重点复旦中学2个名额。提前招生后，我和另一名考上交大附中的学生为学校省下了2个保送名额。
所以1993年的两所附中自行招考，实际上给了这些普通初中更多向上输送优秀学生的机会，被戏称为“火箭上天”。
读书成“唯一主旋律”
就在原来的同班同学们仍在继续6月苦读生涯时，我们这批200多人被拉到市光新村某处。在这个20年前绝对算是城郊的地方，进行为时一个月的封闭式军训。
每天在大太阳下站几个小时的军姿，晚上自修，睡觉就是在一块门板加草席上解决。军训末了，也差不多是中考的时候，一场预告已久的摸底测验彻底打消了我们的假日憧憬，几乎全军覆没。
看着人生第一次的50几分，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那个心情是瓦凉瓦凉的。用老师的说法就是好一个“下马威”，预示着3年艰苦生活的开始。
正式开学后，我们又迎来新的同学，他们是通过中考和借读渠道升学上来的，最终构成了9个班级大约400人的新一年级。其中9班是理科班，8班是文理班（也就是尖子班），我被分到了1班。
现在大行其道的寄宿制，在当年还比较稀奇。8个人挤在一个寝室里，对于慢熟和还未定型的半大小子来说，绝对需要适应。幸好当时没什么电子设备，更兼有严厉的舍监管理。再怎么野性不羁，谁也不得越雷池一步。
从早上6:30鸣号起床，到晚上9:30熄灯断电，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日程规划得清清楚楚，目标明确不允许有任何杂念。即使是青春期的荷尔蒙，也没能催生太多浪漫，至少在我们班级没有出现明显的早恋搭子。
更遗憾的是，当时整个年级里都没什么靠谱的绯闻，读书成了唯一的主旋律，“学霸”也毫不意外地成为身边的示范。
晚上9:30熄灯后，当看到有蚊帐偶尔漏出的微光，你就知道是某人在打着手电看书做题。为了防止查房发现，他多半还支起了被子。越是到了后来，半夜里的微光越来越多。这也算是一种奇观吧。
当然我们还有足球队、艺术节、班刊和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这些在后来成为附中的社团文化。就在我们毕业前后不久，附中建设了带有天文望远镜的旦华楼、成立了管乐团，到今天据说已经有两三百门的选修课供学生选修。
就是我记忆里的这段学习、生活，可以说苦中有乐、苦多于乐，但在当年的班主任看来，还算是相当自由了。邓建春老师1991年进入复旦附中执教，我们班是她当班主任完全带满3年的第一个班，所以她印象比较深刻。
跟现在的孩子比起来，她说：“你们那时候条件是十分艰苦，但也比较自由。压力肯定有的，但还是可以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条件是好了，每年附中出国的学生多得不得了，你们那时候才一两个。可选择多了，学生反而没了方向。”
她还告诉我，从2014年开始，复旦附中取消了拥有悠久历史的理科班，开设了“文理学院”，更重视学生的综合性发展。她建议我到开学时，再去学校看看，感觉一定会有变化。“跟你们那时候的教育理念完全不同了。”
抢来的生源真的好吗？
从1996年毕业以后，96届一班同学散佚于天涯海角。负笈海外留学和工作的人数很多，近年来大部分都回到了国内发展。
为撰写此文，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以行业来划分，44名同学中，至少有10人从事电子工程师或相关领域工作，差不多相同人数从事金融投行咨询工作，另外还有至少7人从事医疗卫生相关工作，剩余的多数在外资企业和政府部门就职。
令人有些遗憾的是，同学们中我所知晓的自主创业者只有4人，其中仅一人算是技术创新型创业。
我带着疑问向邓建春老师求教，对我们这一届提前招生来的学生素质，有什么评价吗？邓老师委婉地对我说：“这方面真的没有印象了。”这对我的记忆来说，还是有些出入。
因为在上世纪末某次返校时，一位已担任校领导的老师曾点名夸赞96届素质教育有成效，让他记忆深刻。以我所见，他说的所谓素质教育的衡量标准，依然是名牌高校的升学率。
问题是，96届的名校升学率也许在4、5年内还值得一提，但是把时间跨度放大到20年，则早已泯然众人矣。
仅就我的观察来说，提前招生的学生，与经过中考和复旦二附中（子弟学校）借读的同学比较，经过三年学习后，表现并无明显差异。放到现在来看，更是千差万别难寻“考试出身”对于前程影响的规律，反而更多地和性格与命运有关。而对附中来说，“一考定终身”也成为古老的过去式。
每年4月份，各示范性、实验性高中会将招生计划的40%分配给各初中学校用于提前录取，其中10%是自荐生。但像附中这样学校，绝不会等到4月。“4月？那时候早就录取好了。”邓老师笑着对我说。她虽然不愿多说，但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上海中学、华东师大二附中、复旦附中和交大附中这4所承担"探索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项目的试点高中，"提前录取"招生计划占学校招生计划的50%，其中一半留给了自荐生。
以四校为代表的重点高中们会通过通知部分优秀学生参加考试、分配给初中名校考试名额、冬令营、学校开放日等形式网罗优质的初中生源，通过几轮的笔试、面试后，给优秀的初中毕业生以“提前签约”的机会。
但是不管用何种方式“内定”，却绝不会再出现不用参加中考的情形了，只是可以享受更低的投档分数线。
与邓老师谈话的末了，她非常关心地问起我的孩子，提醒我千万不能只看分数，要避免让孩子对学习失去兴趣。“让孩子开心最重要！”她不无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