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纲要》的制订，如一场期盼已久的教育改革蓄势待发，亟待公众参与，然而，仍然有不同的意见。首先是有用还是没用。多年来，教育领域花样翻新，新潮迭起，而教育现实却沉苛日重、每况愈下，使很多人心灰意懒，担心这次《规划》制订不过是又一次“秀”。还有许多人对解决应试教育、择校热这类老大难问题缺乏信心，认为根本无解，谁也没有办法。认为问题出在“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文化、独生子女政策、劳动力市场竞争等方面，都是教育自身无法改变的。
我完全不认同中国教育问题是“没治”的绝症。事实上，中国教育从来不是这样，从来没有这样，只不过近些年搞坏了，所有问题都有明确的体制性原因，都可以治理和改善。至于这次究竟有没有用，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媒体沙龙上，大家形成的共识是重在参与，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也许不应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一次解决所有问题。目前存在的十个、八个重大教育问题，能解决两三个就不错，能解决三四个就更好。
但公众参与本身仍有重要价值，首先要使那些深层次的难点问题都浮出水面，使利益相关方、利益集团也浮出水面。不能再像以往闭门决策那样，一个大黑箱，不知道对手是谁，反对意见来自何方，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只要有人反对，结果就不了了之。其次，深层次难点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种力量持续不断地推进，是一个渐变和积累的过程。公开讨论或利益博弈，本身是一次有效的公民教育，有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独立的价值。
真正难的是如何参与。由于国家的规划制订从来没有公开过，因此如何公开、公众如何有效参与，包括主管部门如何处理那些来自公众的海量信息，都是需要学习的新课题。1月8日教育部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开了“事先公开”(而非“事后公示”)的先河。大家等待的是第二步、第三步，不能到此为止。建议教育部继续公开11个课题组的组成情况，目前的工作进展和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规划纲要》制订的时间表，公众意见搜集和处理的情况等更为丰富的信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有效的公众参与，不仅是选择性地公布一些信息，而是使各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方案制订和讨论的过程，应当有公开讨论、公开辩论、有民意调查、举行听证会。建议媒体长时间、大容量地讨论教育热点、难点问题，以促进解放思想和形成共识，这也是许多国家在教育改革中采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