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校热，已经成为中国义务教育的一个梦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简称“规划纲要”）正在紧锣密鼓的起草之中，教育部向社会公众提出20个重大问题，其中就包括了“解决义务教育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城市择校问题的办法措施”。
日前，一场名为“‘重点学校’该不该取消——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改革路径探讨”的研讨会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主持下举行。包括《规划纲要》起草组成员、学者、小学校长以及学生家长在内的各界人士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有与会专家强调，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有违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必须禁止，不能因效率问题而忽视基本的教育公平原则。
而解决择校热的根本，还在于政府相关部门着力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化。
“择校热”愈演愈烈
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现象，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的很多地区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北京就是一个典型。
“你不是从事这个领域工作的，不知道里面的水有多深。”北京市政协教科文卫体特邀委员、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表示，他从事教育工作44年，担任校长14年，对于北京义务教育的现状十分清楚。
目前，北京市义务阶段的学校，虽已经按照国家《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取消了所谓的“重点校”以及“非重点校”的区分，但因历史遗留以及现阶段倾斜性政策等原因，还存在着一些传统的“名校”。
“其中六所高校附中就是最热的学校，北大、清华、人大各一所，北师大三所，都是家长趋之若鹜的学校。”王晋堂表示。
因为这些学校都在海淀。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怪现状”，北京市适龄儿童的家长都想方设法把自己孩子弄到海淀区来就读。不久前，有关部门曾做过统计，市内七个城区的学龄儿童总数都在流失，只有海淀区在增加，“而且人数非常多”。
大家扎堆争夺有限的高质量教育资源，必然引发了种种问题。
据王晋堂介绍，目前北京的择校问题已经发展出很多的“变种”，比如“三限生”、“推荐生”、“共建校”等。
所谓“共建校”，就是国家某部委以部门的名义同某一所“名校”达成协议，前者为后者提供各种资金、政策上的支持，而后者定点接纳该部委工作人员的子女。
而北师大教育学院李芳博士近期在北京市随机选择了9所中小学，通过数据汇总，发现“9所学校的择校生比例基本上都是超过50%”。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择校的现象可以说是普遍化、规模化、公开化，择校费的等级差距递增，且数额一路攀升。”李芳表示，“有很多学校划出公费线、自费线、赞助线，只差一分但是可能交的钱就差了好几万。”
李芳在调研中还发现，择校群体出现了低龄化、低收入化的新趋势。“更多的中低层收入的家庭也很热衷择校。”
一面是择校热度不减，而另一方面则是家长们的满腹苦水。
高爽是一个初二学生的母亲，她如此描述了“择校”时的矛盾心态：
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在“重点校”榜上有名，在小学阶段家长就开始打听小升初的游戏规则，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参加好几个“重点校”的培训班去“占坑”。还要每个月从生活费中拿出很可观的一笔费用来供孩子参加“奥数班”、“英语班”等。
此外，家长还要帮着孩子制作简历，有的一份简历达到50页。将简历送到重点中学以后，家长就把手机搂在怀里等通知。
“每一个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结果就是‘重点校’越来越热，家长越来越苦恼。”高爽表示。
在不久前发布的《2008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北京市的公众教育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择校问题。
为此，有专家表示，择校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义务教育发展最大的掣肘之一，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公平与效率之争
李芳分析，“择校热”的背后还凸显了中国教育另外一个根本性问题——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学校的供求不平衡，处于一个供小于求的状况，优质资源短缺，并且配制不均衡。此外，在教育优先原则下的精英教育和“重点校”政策制造了差异，并逐渐扩大了差异。
“在差异存在的情况下，选择就一定会存在。”李芳表示。
有参与《规划纲要》制定的核心专家对此表示了认同。这位专家表示，在讨论择校问题时不能脱离中国教育目前发展的实际。
据他介绍，2007年一年，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达8000多亿，而在医疗卫生领域仅投资2000多亿。除此之外，社保、低保、农民养老等都需要国家大笔的投入。
“教育的投入肯定要增加，但不是聚宝盆，想要多少是多少。”该专家表示。
据此，他提出，在国家教育投资一时难以迅速提高的情况下，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应该拿出一部分收入来为子女所享受到的优质教育买单，而国家可以利用这部分资金来为更多的困难群体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
“现在老百姓有28万亿存款，现在国家要刺激消费，鼓励老百姓买楼房、买别墅、买汽车，什么都可以，我要给孩子购买一个优质的教育服务，为什么不行呢？”该专家表示。
对于这种观点，与会教育界人士多表示了不同意见。
“很多人说是供求关系导致择校问题，较短缺的优质教育资源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的矛盾，这句话非常虚伪。”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表示。
杨东平认为，中国的优质教育资源比10年前增加了很多，同时学龄人口比10年前大大降低，从供求关系来为“择校热”开脱，是有问题的。
而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则从《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上厘定这个问题：义务教育的本意是什么？主要表现在对适龄儿童和少年的教育是强迫性和免费性。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稿，明确规定了“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是国家地区保障的公益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实施。
“义务教育阶段的发展，我们更多地期待政府的作为，公共资源的共享怎样能够缩小差距，体现公平的追求。虽然公平很难实现，但这是我们教育的价值取向，不然的话教育本身所承载的责任也就丧失了。”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海燕表示。
不过，杨东平教授承认，在强调公平的同时也要兼顾效率。
从教育资源的角度考虑，政府不大可能包揽所有教育资源，在很长时间内还是需要好的政策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向教育流动，形成一个社会共同办教育的格局。
“真正的难题，不是该不该取消‘重点校’，回答这个问题是容易的。但是怎么取消，就是一个大问题。”杨东平教授表示。
在他看来，“是不是像西方那样把重点学校都变成私立学校？在中国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是否可行、合理？对它的公平效益怎么考虑？这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入学如进麦当劳”？
如何解决择校问题，有与会专家提出一个说法“入学如进麦当劳”——麦当劳的产品是完全标准化的，国家也应该解决义务阶段学校设备和师资不均衡的现状。这可能是解决择校问题的一个合理的路径。
其实，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了类似的尝试。
“2003年，我们就实现了两元体制并轨，强调了几个统一。”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教育处处长赵连根表示。
据他介绍，浦东新区近年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中小学校中实行了校舍设施设备、教师工资以及学校划拨经费的统一。几年下来，浦东的义务教育整体获得比较快的发展。
而王海燕则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随着国家对于义务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目前学校之间的硬件差异已逐渐缩小，但是师资配备仍然有很大差距。
北京市崇文区崇文小学校长白淑兰，则把解决教师工资的问题摆在了首位。
长期工作在一线的白校长很理解教师的心理：如果工资收入不稳定，教师不会踏踏实实在一所学校里教书，都会想着跳槽到福利待遇更好的“重点校”。
王晋堂用四个“均衡”来强调了教师待遇均衡化的重要性：“义务教育的均衡关键是学校均衡，学校均衡的关键是教师均衡，教师均衡的关键是教师的流动，教师流动的关键是教师待遇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