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材俨然成为最丰产的学术领域。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即使是按精确匹配的方式检索，也能搜索出180条书名均为《市场营销学》的教材，其中138条的出版时间为2000年以后。(《中国青年报》8月5日)
国外的高校教材，只有学力深厚的学者才敢编写，在国内高校，老一辈学者对编写教材也非常谨慎，不轻易动笔，在他们的心中其实都怀有对于教材的敬畏之心，没有金刚钻绝对不敢揽这个瓷器活。
然而，当教材可以计入教师的学术成果，编教材可用于教师职称评审，甚至教师还可以利用教学之便将为自己编的教材创造销路时，教材其实早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教材。至于同一门课程有数不清的教材版本，不仅内容大同小异，甚至不乏粗制滥造、低水平抄袭的“山寨教材”，也就并不意外。
相比国内的教材泛滥，国外“经典”教材的创作过程，无疑值得借鉴。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为例，此书不仅被许多美国大学作为教材，更是成为众多普通读者争相阅读的经典之作，而这样的经典教材，却经历了斯氏呕心沥血的七次改版。在其生命最后阶段的第七次改版，不仅引入了史学研究的新观点，更在全书的章节架构上作出了全新的调整。
只有当教材真正回归教材本身，更多地倾注了责任，而不是背负过多的身外之物，“山寨教材”才不会如鱼得水，“经典教材”才有了孕育怀胎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