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升初择校”一直是让家长哭笑不得的，但是却又是当下的形式，你说咋办？是教育界发展的趋势，可是小升初择校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
1998年，教育部颁发的规定，要求初级中学面试就近电脑排位的入学方式，在当时被看成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电脑排位非但没有成为减少学生课业负担，培养多种爱好综合发展的推动器，反而成为了教育产业化的牺牲品，在教育大纲之外的奥数等知识，成为了名校的标准，而学生们在完成课内学习的基础上，还要奔波于各种培训班和坑班之间，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包括家长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都消耗在这些课外学习上，非但没有起到综合发展的作用，反而带来了更大的负面作用。现行的小升初政策，唯一的成就就是已查字典、巨人等著名培训机构成为美国的上市公司。
小升初择校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成为了社会的热点话题。从电脑排位到择校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认同的过程。这个后面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恐怕不是教育部能够意识到，或者即便意识到，也未必能够解决的。
小升初为什么要择校呢？因为学校是有等级的，有排名的。不光中国有，外国有，美国也有。只不过排名的方式不同。国际通用的是以学术水平为标准，在此基础上，各个大学又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学校出总统、有的学校出总经理、董事长；有的学校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从概率的角度看，一流的学生，进一流的大学，成为社会一流的人才的概率，要大于其他方式，成为社会一流人才的概率，或者说进入社会支配阶层的概率要更大。因此，一流的学校选择一流的学校，一流的学生选择一流的学校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双向互动。
这种互动，在号称机会平等的美国尚且如此，在专制化等级制度更加明显的中国，就更加习以为常了。只不过所谓一流学校选择学生的标准不同，所以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的表现也就不同。按照社会支配论的观点，处于支配阶层的群体，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社会积极性资源，而作为从属群体，则可能恰恰相反。正所谓穷人花的更多。
以北京为例，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中心所在地，在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里，毫无疑问，北京人拥有全国最好的各种的积极性资源。而这些资源的互动，构成了北京人相比其他城市和地区人们的支配优势。北京每年的高考升学率在超过76%，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根据近年来的统计，北京市的考生的数量维持在不到10万人的水平上，也就说有7万人能够考上大学。而每年小升初的人数也在10万人左右，这也就是说只要不掉到后面的25%里面，在北京上大学的几率是很高的，不应该产生如此惨烈的小升初择校大战。换句话说，小升初择校已经不是为了上大学了，那么目标是什么呢？北京市每年有2000多个国内一流名校的资格，包括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等学校。也就是说只有2%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进入这些国内一流的大学，进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一点，从清华百年校庆展示的成果，就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一流学校的毕业生，在社会上被认同的水平有多高。
而从海淀区的数据看，几所市重点中学的密电的数量在800人左右，而海淀区的小升初人数在23000人左右。综合海淀区学校质量和学生比例，这些被密电的学生，应该应经预定了500-600一流大学的名额，而剩下的名额基本上会在其余的市重点和区重点中产生。目前，海淀区区重点以上的学校有20所，预计有10000人左右，超过海淀区的40%。也就是说，进入这些学校，从概率上看，就已经锁定了大学的名额。当然，小升初到高考之间，还会经历一次所谓公平意义上的中考，但是在小升初阶段，进入了一流学校的学生，毫无疑问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以清华附中为例，开学三个星期后，各种学校安排的培训课程的选拔接踵而至，从数学竞赛班，到桥牌特产班的招生。所有的这些资源，与其他的课外培训机构比，都是既节省时间、又节省费用的，进入了这个群体，不需要在里面出类拔萃，只要能够跟上，就会有不错的结果。
回到北京的发展历史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它一直有种群体和文化属性。一方面，作为首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必定要从全国各个地区引进人才。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以胡同文化和大院文化特色的两种不同的群体和文化。而大院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发展下去，就是与之配套的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积极性资源的配置，都是来为这些外来的，但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群体所配置的。胡同文化与北京市传统的教育资源的融合，大院文化与新兴教育资源的融合，构成了东、西城压制海淀的局面。起码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四中、实验、景山等学校，对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什刹海体校、北京市少年宫，对我们来说是过节才可以去的地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口流动的活跃程度远远大于以前。而城市发展的规划缺乏功能性设计，这就造成大量的外来人口，拥有了北京的身份，却无法享受北京的资源。处于回龙观、天通苑、亦庄等大型社区的居民，因为享受不到作为配置给社会支配群体的教育资源，不得不提前开始了小升初择校的艰苦历程。
在这个过程中，夫妻双方都是外地人的家庭，感受到的不对称压力格外的大，而这些家庭往往是通过出中的财富能力或者出众的智力水平在北京这个环境中立足的。前者，以中关村的浙江商人为代表，后者以外企的白领为代表。因为夫妻双方都来自外地，因此按照电脑排位的游戏规则，通过置业来获得相关的优质教育资源，成为了唯一的正规选择。需要照顾夫妻二人的工作，同时兼顾教育资源的择业选择，是需要额外的财务支出才能满足的。而作为夫妻一方是北京人，或者双方都是北京人的，可以通过各自父母的资源优势，解决子女的教育资源问题，从而在置业问题上，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从教育本身的客观作用而言，就是一种社会流动的途径，因此，通过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学习上，以获取更多的社会积极性资源，从而完成群体的转换和穿越，在社会理念上是普遍被认同的。而这种学习方式，更是被各个一流名校所认同。由此，在经历了特长生、条子生之后，名校也开启了与机构配合的择校考试和通过坑班择校的过程。
出于女性对孩子母爱的天性，发自于外来人口的小升初的社会博弈，逐步通过女性向北京的支配性群体以指数的形式进行着快速的传播，终于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小升初择校的现象，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社会认同。在等级制度消亡之前，教育资源永远不可能向我们希望的那样被均衡分配。也就是说不存在公平的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只有付出更大的努力，才有可能获得长久的回报。从哈佛的生源的变化，亚裔的学生逐渐增多，就可以看出来，优质教育资源在等级化社会中的地位只会，越来越高，而不会通过教育资源的均衡来有所下降。
奥数作为一种思维训练方式，被引入了小升初的择校考试，由此被千夫所指。人们一方面让子女在非理性的方式下学习奥数，另一方面对奥数恨之入骨。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一方面是对学习改变命运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等级制度的不公的一种情感的宣泄。所以，每个成功的家庭，在小升初择校的家庭规划上，要避免盲从，而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最符合家庭规划规划的策略。避免陷入人云亦云的误区，耽误了孩子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