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西安高校大学生中流传的“新西安八大怪”里，有这么一条——明德有门却没门。话说的是，虽然“明德门”这一称谓在西安可谓尽人皆知，可谁也没有见过这个所谓的“门”。
长安城千年兴衰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无数历史印记，明德门门楼上那些承载记忆的砖石，却早已散落在市井，被荒冢黄土掩埋。当年“明德门”旧址，如今车水马龙，成为一个区域的代名词，越来越多的人用“租房热门地带”或是“西安成熟CBD”定义着“明德门”这个曾经雄浑的名字，而我们关于它过往历史的探寻，却因此显得格外艰难。 隐没在杨家村中的遗址碑
“师傅，您知道明德门遗址在哪吗？”从明德二路旁的明德门广场一路问到朱雀大街旁的杨家村口，虽然我们已经强调了“遗址”的重音，但不少人仍比划着身边区域，奇怪地反问，“这一片不都是明德门吗？”
知道明德门的人很多，但知道明德门遗址的人却不多，在经历了不下六次的问路失败以后，杨家村村委会门房的杨大爷，终于为我们指明了明德门遗址的确切方位，“从‘杨家村’的牌楼往里走，第二个路口，右转，那一片都是。”
按图索骥过了马路，穿过诸多水果摊、小旅店，和一个麻将馆，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明德门遗址——这是杨家村村南一片荒地，约为一个足球场大，四周都被围墙圈了起来，荒地中的野草已经有半人多高。西边围墙有一道铁门，不过大门敞开，而东边围墙颇“凄惨”，直接被凿出了一个人形的洞子，连接两个端点的地面被踩出一条小路，不难猜测，洞子应该是附近村民为求出入有条近道而凿开的。不少路人将这里当做了临时“方便”的场所，吸引来的蚊虫因此成了“盘踞”此处的常客。
荒地西南角一根电线杆底下，明德门遗址碑跃入眼帘，这块碑石正面刻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明德门遗址”，背面则篆刻着这座门的曾经，“始建于隋开皇二年，唐永徽五年重建，是唐长安城的正南门，与皇城朱雀门，宫城承天门构成长安城南北中轴线。唐末毁于战火。”从碑文中还可以得知，明德门遗址于1972至1973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发掘。平面呈长方形，五个门道，门墩东西长55.5米，南北宽17.5米——这座碑，是在明德门遗址成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于1996年所立的。
杨家村村委会的杨大爷今年已八旬，一生居住在杨家村的他告诉记者，与“杨家村”的“牌楼”修建年代大致相同，这片“保护区”的围墙是十多年前才围起来的，而上世纪70年代那次考古行动，他也是见证者之一，“考古队那次来的人不少，从1972年秋天，一直干到1973年的新年，他们在里面挖，附近很多村民就跑去看热闹，最后就看他们挖出几个大坑，听说还发现了刻着花纹的墙砖之类。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又把那些大坑填平了。”
杨大爷说，在考古队发掘之前，村里人大多不知道这地方曾经有座雄伟城门。“南郊这一带当年还是农村，很荒凉，不是庄稼地就是坟地，谁能想到呢？”而在那次考古行动之后，纵使城市化的步伐一步步逼近村子，村民们也陆续在周围盖起了小楼房出租，可这片地依然保持着庄稼地的状态，“当年考古队走后，这里就立起一座石碑，上面写着是明德门遗址，村里晓得不能乱动呢。”杨大爷说的这另一块石碑，在荒地的正中央，如今已经被杂草完全湮没了。
明德门曾称太阳门
而回望—千年前的唐长安城，明德门被视为进入都城之“正门”，作为隋唐长安城南外城郭一道最重要的城门，它连接着城市内外，不知多少皇亲国戚、商贾贵人从这里一一走过，许多满怀憧憬的人们从这里踏进长安，求得发展。也有不少甘愿远离繁华之都的人从这里走出，去寂寞的远方寻求自己的理想。
明德门以北，还有皇城正门朱雀门和宫城正门承天门——它们是唐长安城中三座最大的城门，明德门和朱雀门间长达五公里余，宽达150米的街道，是当时唐长安城的南北干道。每逢登基，或冬至、正月上辛与孟夏之时，当朝皇帝都要沐浴斋戒，亲率百官从远在长安城北的宫殿，一路浩浩荡荡沿着朱雀大街往南出明德门，在明德门外的圆丘坛进行祭天活动。礼毕归来，复入明德门，鼓乐高奏，导引回宫。
除了是天子参加祀典的必经之门，明德门在唐朝还是民间为禳除灾害经常举行大规模祭祀的重要场所——隋唐时，民间有若遭遇久雨，则禜祭于国门的传统，“禜”为古代禳除灾害之祭。《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唐天宝十三载（754年）与咸通九年（868年），因长安久雨不晴，民众都曾在明德门举行过“禜门”祭祀乞晴传统仪式,其中天宝“十三载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知止。九月，闭坊市北门，盖井，禁妇人入街市，祭玄冥（水神）大社（社稷），禜明德门”。“咸通九年六月，久雨，禜明德门”。
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长安史专家张永禄先生告诉记者，明德门曾有别名“太阳门”——根据《隋书·礼仪志》记载：“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祀典。为圆丘于国之南太阳门外道东二里。”《册府元龟》卷五六三有同样记载，不同的是，将“太”字写作“大”字。
至少两度遭遇焚毁劫难
无情的历史岁月带走了昔日的盛景，只留下后人立起的碑石。战火烧毁了明德门的雄伟壮阔，却烧不断古城传承历史的文脉。上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明德门遗址的那次考古调查，让整个明德门的轮廓因此渐渐厘清，在当年的发掘简报上，考古队用“其规模相当宏伟，像这样一门五洞的庞大城门，在过去发掘中尚无先例！”佐证了明德门在唐长安城的特殊地位，而同属外郭南城门，明德门西边的安化门及东边的启夏门都只有三门洞而已。
据考古发掘推测，明德门五个门道的建筑形式基本相同，门道进深18.5米，各门道之间夯土隔墙厚近3米，而门道两侧都有排柱，构成两壁立排柱的木构“过梁式”建筑，显示了其与大明宫玄武门和重玄门统一的建筑风格。
根据对东边一个门道的发掘分析，考古队推测隋代开皇二年建大兴城时所建的明德门在唐永徽五年之前，其城门楼已遭遇一次火烧劫难被毁，唐永徽五年重修各城门时，明德门成为重修重点之一，重新建起门道的木构和城门楼观，至于门道两壁和城门墩则仍是利用隋代建门时的门墩修建的。
而据考证，明德门最终从世人眼前消失，同样因为再遭火烧后被废弃——这不仅与大明宫各门址和宫殿所遇相同，在废弃时间上，它们也似乎相去不远：根据当年的发掘报告，门址所堆积的砖瓦遗物皆为唐代，据此推测，明德门的烧毁废弃很可能是在唐末朱全忠劫持唐昭宗李晔至东都洛阳的前后。
关于明德门的复原图，目前最被公认的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我国著名建筑历史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先生根据当时的考古发掘结果，以及初唐建筑特点画出的——五门道同宽同高，各由十五对直立的排柱和十五道木梁架构成梯形城门道顶。门楼数为东西十一间，南北三间，城门外并有门外廊。另一个则为我国建筑考古学的创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鸿勋先生根据遗迹线索，同时取材于敦煌壁画中最高等级城门形象，绘出的“主殿+两侧挟屋”的城观形制。
但如果因此判断明德门只有雄阔那就错了——发掘出的大量砖、瓦、石灰、木灰、石础与绘有红彩的粉面彩皮砖块,刻有流畅的卷草花纹的石门槛等遗物中，证实了昔日明德门在宏伟壮观之外，同样不乏细腻精致。
有趣的是，唐长安城的交通制度，从明德门发掘时的门址痕迹也可窥见一斑——在五个门道中，只有东西两个门道有车辙，不少车辙是从中间三个门道的前面绕至两端门道通行的，可见当时中间三门是不准行车的。而从车辙绕门而行的方向，还可看出当时“凡宫殿及城门，皆左入，右出”的“交通规则”。据此，明德门的五个门道，两端二门为车马出入通行，其次二门是行人出入，至于当中一门，是专供皇帝通行的御道。因此，唯有这个门道内的石门槛极其精致，上面刻有流畅的卷草花纹，线雕鸳鸯，顶面还有浮雕的卧狮。
那些待解的明德门之谜
在所有唐长安城城门中，明德门因是长安外城郭九座大门中唯一有五个门洞的，地位堪比号称“隋唐第一门”的丹凤门，但这座长安外城郭“天街”尽头的唐长安城南大门，却有着与丹凤门极大的反差——在千年历史记载中被提及的文字寥寥。
尽管1972年的那次考古发掘，为明德门重现原状提供了丰富素材，但如此恢弘的一座城门，为何从修建，到被焚毁，期间数百年有关它的相关历史缺失？为何直到今天，甚至连多一些的文字资料都无法找到？为何当年的考古队在发掘已有所眉目后，却要将其回填，最终留下荒地一片？
对于我的疑问，张教授只回答了第三个，“当年考古队在发掘后，本想修建一个和今天含光门博物馆类似的明德门博物馆，但最终经过论证，感到条件并不具备，为了将其遗迹更好地保护起来，最终采取了最稳妥的回填方式。”
至于另外两个问题，张教授叹气说，“这也是让我疑惑了几十年的。”他因此一连用了两个“非常”形容，“在唐代史料里，关于它的记录非常稀缺，非常少见。我曾经编写《西安古城墙》一书，写及明德门，当时尽管翻遍诸多史料，却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关于它的文字。从此，我极其留意关于它的资料，到现在20多年了，却依然再没有新的发现。”
而关于明德门的“谜”绝非仅此，1972年开始的那次发掘，同样让考古者产生了不少疑问，比如他们在明德门中间门道的南侧就发掘出一只长1米有余，背宽半米多的石龟，石龟的放置时间推测在开元年间，头部向南，被有意放置得前高后低，这让考古者在惊异之余，记录下这样的文字，“门前置石龟尚是初见，其意义待考。”
不管怎样，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关于明德门的那段繁华梦境终究消失了，历史的辉煌和深厚对如今大部分现代人而言只是种表象，很多人依然关注明德门，惦念着明德门。
或许，在历史的卷轴中，不断变化的只是场景与面孔，唯一不变的是脚下承载着这一切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