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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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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理当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先进的文化、创新的思维、宽容的气度等借此生发，然后流播于社会，造福于人民。惟其如此，才能成就大学之大，才能成就大学之美。
《南方都市报》2003年10月28日曾报道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近日向学生发放了一张“学生不文明行为的十一类基本表现”宣传单，“公共场所男女勾肩搭背、拥抱接吻”等被列入其中。该大学发放宣传单的目的，是要学生“认真学习，对照自己的行为举止，互相监督，告别陋习，改掉学习、生活中的不文明行为及其他的不良习惯和作风，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这不是特例。《羊城晚报》同年6月10日曾报道，深圳大学在试行校规中规定“校园内禁止男女学生拉手、挽手臂、搂腰、搭肩、拥抱、接吻等行为”。校方称，如果不约束这种行为，学生就会过分强调自我和自由，要整顿学校的精神风貌，维护学校的公众形象，就应倡导公共道德。在暨南大学2001年修订的《学生违纪处分暂行规定》中，有“在校园公共场所内男女学生交往举止庸俗、亲亲搂搂，经劝告不听者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的条文。
身为成年人，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由于情感需要，谈情说爱，有亲密行为是必然的。这是自然美的流露、人性美的张扬、文化美的展现，理所当然是文明的。既是文明的，就可以在公共场所出现，只要这样做对他人的利益无损，人们就不能也没必要对此说三道四。这是大学生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自由，更是我们制定现代社会公序良俗的基本准则。把文明说成不文明甚至陋习、庸俗，并且用规章制度的形式加以约束甚至处罚，本身就是不文明的表现。
因职能所在、性质所系，大学理当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先进的文化、创新的思维、宽容的气度等借此生发，然后流播于社会，造福于人民。惟其如此，才能成就大学之大，才能成就大学之美。如果大学不但没这样做，也不敢这样做，反而还要乐此不疲地充当旧思想最顽固的堡垒，那么，它和中世纪欧洲国家一味残害社会进步力量的宗教裁判所，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一旦大学堕落到了这个地步，它在社会中的作用和价值就不是孕育、催生、推动，而是阻碍、消灭社会进步力量了。
避孕套自动售卖机已进入大学校园了，人们上大学的年龄也不受限了，新婚姻法规定只要成年男女双方同意，无需单位证明就能领结婚证合法养儿育女了，可一些大学还在认真扮演旧思想卫护者的角色，借业已腐朽的所谓公序良俗之名，不惜公开卖力打击成年大学生的亲密行为，连男女生拉手都要禁止，更不必说怀孕了！重庆邮电学院的那对大学生情侣，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被开除的。这是大学既不自知，也不自省的悲哀与耻辱。
岂不知，这类事情深究起来，说大了，是大学下位的校规违反了上位的国法；说小了，是大学背弃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真正的大学精神。
教育指南
如今的中国个别大学把大学生之间的“谈情说爱”，当成了不文明的、丑陋的、甚至是罪恶的东西！可是，如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如今的世界，又已经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爱情，这个自古以来无比神圣、美好、纯洁的精神珍宝，在今天的个别中国大学里，怎么就如此不堪入目？
对此，我只能说，在我们的身边，封建思想观念的残余，依然在兴风作浪，既戕害着高贵的人性，也阻碍着思想的进步。而这一点，又由于偏执的、扭曲的思想影响而变本加厉，以致出现了文章中所说的种种荒谬之举。在这里，我想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来告诉大学当政者，也告诉我们的家长和老师：爱情，从来就没有像一部分人想像的那样污秽不堪。
嘟儿是著名学者、吉林大学教授邓正来先生的女儿，在我于2005年7月1日访问邓先生时，她还只是一个十几岁、刚上初中的小姑娘。和天下绝大多数父亲一样，一提起女儿，邓先生就喜形于色，骄傲、得意、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即便与他最痴迷的治学相比，嘟儿的魅力也要远远超过治学。这一点，从邓先生的言谈举止上，完全可以一眼看穿，想掩饰都掩饰不住。而实际上，邓先生对嘟儿爱的痴迷，是毫不掩饰的。
有多爱，就有多珍惜。对嘟儿，邓先生给了她最充分的自由。比如，在处理嘟儿“早恋”的问题上，邓先生的做法就很值得深思。“早恋”这种事情，对中国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无异于洪水猛兽。只要见到或者只是道听途说孩子有“早恋”迹象，往往非“堵”即“杀”，绝不允许它在孩子生活中有半点儿停留。然而，邓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干涉嘟儿的“早恋”，谈起它时，反而津津乐道，就像在讲美丽的童话一样开心、快乐。
“我们家嘟儿，在上初中前，就‘恋’过好几回了。”邓先生笑着对我说，“要说‘早恋’，嘟儿不知早到哪儿去了。”
在得知嘟儿“早恋”后，有朋友也曾劝过邓先生，让他好好“教育教育”孩子。但邓先生却对他们表示，孩子们的“恋爱”没有成年人想的那么坏、那么肮脏，而完全是一种美丽的情感表达。“恋”与“爱”都是孩子们的一种美好天性，只能健康发展，不能随意扼杀。
为此，邓先生给嘟儿算了这样一笔账：在全中国13亿人中，你认识的不会超过3000人；在这3000人中，你熟悉的不会超过300人；在这300人中，你的朋友不会超过30人；在这30人中，真正爱你、愿意拿生命去交换这种爱的人，不会超过3个人。这3个人，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和那个将来与你共同生活的男孩子。
算完账后，邓先生就向嘟儿讲了这样一番道理：既然爱你的只有不超过3个人，你为什么不去珍惜这种爱？爱你，就是喜欢你；而喜欢你，又有什么错？所以，你要学会接受别人的爱，也要学会去爱别人。爱就是爱，并没有什么真假之分。把爱过的爱珍藏起来，就是一笔财富；把未来的爱珍惜起来，就是一笔幸福的资源、一种前进的力量。
对邓先生的这种教育方式，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但是，邓先生的这种教育理念和恋爱价值观，却值得所有人去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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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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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不完美，教材也一样。但由于教材的特殊性，我们又必须考虑如何使它尽可能减少错误，以及在发现错误后，及时予以修正。检讨教材问题应立即成为全社会，尤其是教育界、出版界、学术界必须高度重视的事情。
2003年11月，因杨利伟之说，从太空中究竟能不能看到长城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其实，这是画蛇添足。宇航员威廉·博格早在1991年出版的《在太空中如何盥洗》一书中就说，在那样的高度上已无法用肉眼看到长城。
2000年，宇航员奥尔德林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也说：“在月球上是看不到万里长城的，那是电视对答上产生的误解，和人们对事实不了解所造成的。长城是狭窄而且不规则的，在轨道上，很难看到不规则的事物，如果是从机场通往城市的宽大直路，那会比不规则的长城更容易被看见。”
尽管如此，小学《语文》教材依然如故，声称从太空中能看到长城。令人震惊的是，这种十分不严肃的做法已经成了教材的“通病”。《工人日报》2003年11月25日报道说，在2000年以来全国通用的4个版本的初中《中国历史》教材中，文物知识的差错更多。一本教材列举了半坡时期原始农耕生活的9张图片，有5张与半坡不搭界；一幅现代人创作的战国时废井田开阡陌的图片，被当成汉砖画像印进教材；北京周口店发现的1.8万年前的古针，被说成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缝纫工具”，其实，辽宁还出土了2.5万年前的古针；等等。
教材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大家都非常明白。可为什么在这样极其严肃的事情上，教材的编写者、出版者、审定者屡次三番地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对教材的不严肃，就是对教育的极端不负责。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对使用它的广大青少年来说，完全可以用“一失足，成终身恨”来形容。
鉴于此，我呼吁，检讨教材问题应立即成为全社会，尤其是教育界、出版界、学术界必须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的事情，决不能一错再错，让谬误广为流传。
我以为，教材问题的形成有四种原因：一是虚荣作祟。长城现象是其典型，此外就是“最早”“第一”情结。虚荣心理的作祟使理性被轻易埋藏。二是金钱至上。如今，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市场已经放开，经济效益成了一些相关利害人衡量教材质量的标准，社会效益被束之高阁。三是审定存在缺陷。教材的审定权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但从教材出现的这些错误看，该委员会的专家结构及审定办法、责任追究制度等，是有缺陷的。四是暗箱操作。为打开市场或达到其他目的，有的出版社和地方政府用金钱公关、人际关系铺路，任意影响教材。
任何事物都不完美，教材也一样。但由于教材的特殊性，我们又必须考虑如何使它尽可能减少错误，以及在发现错误后，及时予以修正。基于上述原因，我主张：第一，在涉及“最早”“第一”等问题时，编写者、出版者、审定者一定要多方论证，决不可轻易下结论；第二，编写者和出版者要坚决树立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观念，在此基础上谋求“双赢”；第三，进行审定制度改革，让更多、更优秀的专家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并且实行责任追究制度；第四，厉行阳光政策，让教材的编写、出版和审定公开、公平、公正进行，力避暗箱操作。
教材问题事关重大，任何一个失误都会导致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我希望以此为契机，全社会共同努力，切实提高教材质量，使其真正成为广大青少年学习的指南针、人生的铺路石，而不是人生的绊脚石。
教育指南
对于教材中出现的错误，在很多时候，家长和老师是无能为力的。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可放任这些错误的存在。为了我们的孩子不被误导起见，有时候，我们也一样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尽可能减少这些错误对孩子的伤害。
我们不妨试采用这样一种方法，它既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多地找出教材中的一些错误，从而最小限度地减少它对孩子的伤害；还可以帮助孩子培养出一种极其可贵的习惯，这就是使孩子通过研究性学习，习惯于对任何问题对打上一个“？”号，从而慢慢具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意识。
千万不要小看这种习惯，更不要小看这种意识，事实上，我们平常所强调的创新精神和创新素质，正是由此而来。而一旦具有了创新精神与创新素质，你的孩子就会因为善于创新，而慢慢走向成功之路。而这一点，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成功教育的常识。
那么，这种方法是什么呢？说来，也非常简单，就是针对教材中所说的每一个知识点，尤其是社会科学，如语文、历史、政治、地理等，都尽可能多地查找其他更为全面的相关知识，以此来对照教材上的知识点。而查找的途径，则可以多种多样，比如通过网络检索、图书馆查阅材料、咨询相关专业人士等，或者这些途径都可以综合运用。
这种查找材料，以验证某一个知识点的技巧和能力，恰恰是中国孩子最为缺少的。其实，不但是孩子，家长在这方面也常常十分欠缺。所以，在做这项工作时，家长完全可以和孩子一起来做。这样既可以使家长与孩子的关系更加亲密，也可以使家长与孩子同步成长。当然，你完全可以想方设法把这种有些枯燥的事情，变得富有无限乐趣，比如，你可以把这种工作设计成一种“抓特务”、“捉虫子”、“查病毒”的游戏等，从而寓教于乐。
此外，这种工作的整个过程和结果，都可以指导着孩子整理、记录下来。这样，又可以训练孩子的写作能力，以及整合材料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事实上，你还可以让孩子把整理的结果，投寄于相关媒体，或者公布于网络媒体。这样，你就是对教材的建设，做出了一份不小的贡献；与此同时，你还可以收到一些稿费，这不又是一个不错的收获吗？
既然如此，家长和孩子就马上行动起来吧，去为教材“捉虫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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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虚假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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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校招生工作的全面展开，许多民办高校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千方百计为自己找生源。他们中当然不乏货真价实的名校，但谁敢否认这里没有“打肿脸充胖子”的货色？不说别的，仅从街头散发及墙头树上张贴，甚至小报发布的五花八门的招生广告，即可查知一二。
1997年6月5日，武汉大中专学生服务中心（后该中心与武汉农业科技进修学院合并为武汉信息科技专修学院）与中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签署协议，联合开办“中南政法学院经济法助学辅导班”，规定每生每年收学费2200元，考务、书籍费380元。在《招生简章》中服务中心承诺：学生学完全部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且考试合格者，由湖北省自考委与主考院校联合颁发毕业文凭，国家承认大专或本科学历，并由服务中心推荐工作；学生入学后，可办理农转非户口，户口迁至武汉市。
然而，当400余名持着盖有中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和服务中心公章的入学通知书的学生到学校报名时，才发现自己并不是政法学院经济法系，而是武汉信息科技专修学院的学生。令学生气愤的是，专修学院不但办学条件极差，承诺的“转户口”是骗局，开的课也很少。当意识到上当受骗的学生到湖北省教育厅等教育主管部门上访时，却被其一拖4年，既不查办相关责任人，也不对焦急的学生作任何交待。
虽然近几年内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不仅快而且火，已经创设出多层次、多形式发展的良好局面，但也凸显了不少问题。出现在武汉市的这起国家名牌学校招生、社会性服务机构收钱、民办专修学院上课的带有欺诈性质的案件，即是其中的例证之一。
据我调查，民办教育在近几年内之所以发展快而且火，其中除了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的客观原因，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打肿脸充胖子”式的“逐利”重于“求义”的不良社会风气。在这种风气下，许多人看重的只是民办教育背后的巨大利润，而非民办教育所必须承担的国民教育任务。这就像一种刚上市的商品，大家看它很赚钱，于是纷纷加入它的经营，而不管社会效益到底如何。
随着高校招生工作的全面展开，许多民办高校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千方百计为自己找生源。他们中当然不乏货真价实的名校，但谁敢否认这里没有“打肿脸充胖子”的货色？不说别的，仅从街头散发及墙头树上张贴，甚至小报发布的五花八门的招生广告，即可查知一二。
在这些广告中，无不充斥着诸如发文凭、转户口、荐工作，乃至包出国等刺激人的噱头。虽然它们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没有吸引力，但对那些名落孙山的青少年而言，却像救命稻草般魅力无穷。正因如此，一些别有企图的民办学校才能年年有猎物可获，而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也才不知前车之鉴地一批批落入陷阱。
就拿文首所引的“打肿脸充胖子”的案例而言，当130多名学生在2002年到有关部门上访时，该校竟又招来了70多名学生。
事实上，从大的范围讲，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民办教育事业仍走在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轨道上，基本处于一种无序竞争的状态。其系统结构内部的不稳定、不安全、不健康因素，仍然危害着它的发展速度和稳健度。
这就需要有关教育管理部门本着对民办学校负责、对民办学校的学生负责的精神，对相关问题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查一查到底有多少民办学校在玩“打肿脸充胖子”的违法游戏；切实制定真正适合市场经济和新世纪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的民办教育的“游戏规则”，使其在“游戏规则”的正确引导下，更加健康地成长。否则，在某些地方愈演愈烈的“打肿脸充胖子”的不良社会风气，最终将熄灭我国正热热闹闹的民办教育之火，将伤害无数渴望求学的孩子。
教育指南
就目前来说，民办高校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武汉信息科技专修学院的做法，只是一个被暴露出来的典型罢了。对此，政府有关部门自然要加强管理，但是，家长更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以免上当受骗，耽误了孩子的前程。
就选择让孩子读民办高校而言，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认真审查所选择学校的资历。这种审查不只是听信校方的“一家之言”，而是通过走访政府相关部门、调查求证网络资料等方式，多方面了解学校的情况，比如办学规模、办学时间、办学质量、师资配备、硬件设施、毕业人数、学校信誉等，以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连这些都没有充分了解，就贸然报名，往往容易上当受骗。
在做完这些资料调查工作之后，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亲自到学校所在地实地考察。这一点十分重要。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而现在，由于一些民办高校骗术的高明，有时即便是眼见，也未必全部为实。所以，就更需要实地考察，对材料上的东西一一证实。
在做完这些实地调查工作之后，如果你对学校还比较满意，那么，接下来就需要与学校签一份尽可能详尽的教育培养合同。此时，你可以寻找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忙或者协助，也可以向有经验的高校教师咨询，力求从合同上保护自己的权益。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学校招生广告上的内容，以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一旦发生纠纷，就可以凭合同说话。
然而，即便做完上述工作，也还是有可能上当受骗。这时，你就需要从法律支持、媒体监督、教育监察等多个方面，努力为自己维权。事实上，只要你有了与学校签署的合法的合同，一般而言，就可以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同时，惩治那些骗子学校，以免有更多的孩子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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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决的滥用和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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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思想原则的“公决”，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它在“文革”的十年浩劫期间，曾一度上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真理并非只是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在有些情况下，少数人可能更是真理的守护神。
一个违犯校规的学生是否应该被开除，让全校师生举行“公决”，这件新鲜事儿2002年12月30日发生在昆明市的东方联合学院二院。
据校方介绍，被“公决”的学生叫李洪华（化名）。2001年9月，李因酗酒闹事受过警告；去年9月，打了同学王某一个耳光；12月21日，殴打校学生会副主席；同月26日，将一位郑姓老师的眼镜打碎，嘴唇打破；本学期已旷课96节；等等。鉴于李的种种不良表现，该院决定给予他勒令退学处分。决定作出后，为教育其他学生，便让全校师生举行“公决”，结果，90%以上的师生赞成学校决定。院长杨福湖说，他们对师生的处理决定作全校“公决”的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在校内发扬民主，二是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如果校方的介绍属实，那么，李洪华得到勒令退学的处分也不为过。这是他自己酿成的苦酒，理应由他自己喝下去。同时，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也有权力和义务清除校园里的“害群之马”。
然而，在实施自己的权力和义务时，是否有必要假之于“公决”之手，以及怎样进行“公决”才最符合现代社会公开、公平、公正三原则，从而达到发扬民主的真正目的，却必须严肃思考，谨慎从事。否则，“公决”就会被滥用甚至伪用。这就不但会有损于“公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且还会使一些别有用心者混水摸鱼、金蝉脱壳的企图得逞。
冷静解读“李洪华事件”，我以为，东方联合学院二院的做法，应是对“公决”的一种滥用和伪用。理由是———
第一，对严重违犯校规校纪且屡教不改者进行勒令退学处分，是学校的权力。既然如此，就没必要再节外生枝。把李洪华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学生的方式很多，并非必须“公决”不可。而一旦进行“公决”，就意味着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自身权力的不尊重、不珍惜，也是对公共民主资源包括“公决”的滥用。
第二，对李洪华进行是否应被开除的“公决”，是在校方已经作出开除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所谓“公决”也只是为了对学生进行教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决”。这种有“公决”之名，无“公决”之实的做法，不是对“公决”的伪用，又是什么？不敢想像，假如“公决”的结果是大多数人不主张开除李洪华，校方又该怎么办？要知道，的确有10%以下的人对开除李洪华持异议。对这部分人的做法，校方又会有什么感想呢？
作为民主的形式之一，遵循“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思想原则的“公决”，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即便在新中国，也并非只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事物。事实上，它在“文革”的十年浩劫期间，曾一度上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真理并非只是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在有些情况下，少数人可能更是真理的守护神。正因如此，现代社会的管理者是将“公决”当成“双刃剑”看待的，使用起来慎之又慎。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既伤了自己，也害了他人。
奇怪的是，偏偏有些人对“公决”情有独钟，似乎只有这样才最能体现民主。结果，“公决”来，“公决”去，不但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给“公决”掉了，也把“公决”给“公决”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游戏。前段时间，东北某市“公决”一只伤人的老虎是否该判死刑，就是很好的例子。“公决”的滥用会使其严肃性、权威性严重受损，而伪用则会给别有用心者制造漂亮的害人借口。
教育指南
对开除学生这样的事情，尽可能征求大多数学生的意见，甚至进行全校师生的“公决”，在当前的学校管理作风下，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关于这一点，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好自然好，也很有必要，但却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决”，否则，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其实，关于“少数服从多数”这个问题，不但是学校的管理者，即便是家长自己、学生自己，甚至整个社会，都要有十分清醒的理解。从民主的意义上来讲，“少数服从多数”固然有很大的道理，但是，从真理本身的标准上讲，却也不尽然。事实上，这种形式只能算是一种不算太坏，但也不算最好的多数人民主。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知道，小到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大到政府管理整个国家，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必须充分尊重少数人的意见，绝对不能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幌子之下，形成一种“多数人的暴力”。
在一个家庭里，一般而言，家长往往是占多数的，而孩子是占少数的。这时，如果要决定一件关于孩子的事情，那么，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决办法好呢，还是充分听取孩子的意见，大家平等协商，寻找出一个最佳的方案好呢？我觉得，还是后一种比较合适。这会使孩子感到，自己是受到充分尊重的。
所以，家长也好，学校管理者也罢，对于公决这种事情，还是应该十分慎重的。否则，不恰当的公决给自己带来的，很可能会是两败俱伤，而不是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