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次的交易中，贩婴集团逐渐形成了严密的组织和固定的模式，他们中有人充当“线人”，负责收集信息、上下沟通；有人充当“说客”，负责做买方的思想工作，和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有人充当“车夫”，提供交通工具运送孩子；有人充当“保姆”，负责照看护理孩子；有人充当“掩护”，在运送途中掩人耳目、逃避打击；有人充当“父母”，冒充孩子的监护人，打消收买孩子一方的疑虑。
2011年5月1日，一辆由广西开往河南的长途大巴上，两名中年妇女在给一个不停啼哭的女婴冲奶粉，他们慌张的神色、笨拙的动作引起了张女士的警惕。张女士怀疑她们是人贩子，便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河南省延津县公安部门接到报警后，迅速赶至高速公路对车辆进行拦截。经过查问后，民警将焦玉平、吴秋利带回公安机关，并由此破获了一起跨越5省(自治区)、涉及14名婴儿的拐卖儿童大案。
经新乡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新乡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拐卖儿童罪对19名被告人作出判决，其中1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人被判处无期徒刑；7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收、运、护、卖“一条龙”
据了解，吴秋利等被告人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单线联系，2006年至2011年共贩卖儿童14名，买卖孩子跨越了广西、贵州、河南、山西、山东5省(自治区)，逐渐形成了收、运、护、卖“一条龙”。这条龙的“龙眼”就是山西人焦玉平。作为贩婴集团的主犯，焦玉平起着举足轻重的“枢纽”作用，她直接参与贩卖了9名儿童。
2006年，焦玉平开始从事贩卖儿童的犯罪活动，她通过陈习军认识了广西临桂县的吕家友，吕家友发展了下线刘炳新，刘炳新又把邻县的黄元秀、莫干秀等人发展为下线。当有人希望抱养孩子时，焦玉平就联系吕家友，吕家友把信息传递给刘炳新，刘炳新再托黄元秀、莫干秀等下线寻找孩子。黄元秀、莫干秀等人就在周围乡村寻找“目标”，劝说孩子的父母将孩子“送人”。和孩子父母谈妥后，黄元秀、莫干秀等人将消息逐层上报，焦玉平即赶赴广西，将收买的孩子带回卖掉。
除了广西“这条线”，焦玉平还发展了贵州的吴秋利、余老代等人组成了另外“一条线”。在一次次的交易中，贩婴集团逐渐形成了严密的组织和固定的模式，他们中有人充当“线人”，负责收集信息、上下沟通；有人充当“说客”，负责做买方的思想工作，和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有人充当“车夫”，提供交通工具运送孩子；有人充当“保姆”，负责照看护理孩子；有人充当“掩护”，在运送途中掩人耳目、逃避打击；有人充当“父母”，冒充孩子的监护人，打消收买孩子一方的疑虑。
14个孩子均为亲生父母主动“送人”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本案涉及的14个孩子，均为亲生父母主动出卖，其中13名为女婴。
当9岁的广西女孩小红把刚满月的妹妹交到人贩子手上时，她伤心地哭了，她都记不清楚这是第几个被父母“送人”的妹妹了。小红的父亲吴培宗是广西藤县一个小山村的村民，全家靠种地为生，没有其他收入，再加上吴培宗的妻子是一个智障人，家中十分贫困。在提到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亲生女儿时，吴培宗在公安机关供述称：“我老婆一共生了10个女孩子，其中6个送了人。第一次是同村的莫干秀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把孩子送给别人。我想家里穷，养不起，不如给孩子找个好人家，后来抱养孩子的人到家给我4000块钱，说给我老婆养身体的，之后就把孩子抱走了。”
假如说吴培宗“送”走自己的孩子是因为愚昧和贫困，那么贵州省榕江县的王老贵，则纯是“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作祟。已经有两个女儿的王老贵，一心想要个儿子，他携家带口离开家乡到邻县生活，经济非常拮据。2010年2月，第三个女儿出生了，王老贵非常失望，极度懊恼，看着这个孩子就有气。当焦玉平在贵州的下线问起王老贵要不要把孩子送人时，他爽快地答应了，并收了对方1300元的“营养费”。
其他出卖孩子的糊涂家长，多数和吴培宗、王老贵有着相似的家庭情况。他们辩解说孩子多，养不起，要给孩子找个好人家，却不关心“抱养”孩子的人是谁，也不知道孩子的去向。
被告人竟然辩解自己在做“善事”
在乡亲们的眼里，焦玉平是个特别干练的女人，脑子灵，腿脚勤。5年前，她在婚介所打工，和别的“媒人”不同，焦玉平另辟蹊径，专往广西、贵州等偏远贫穷的地方跑，用她的花言巧语劝说那里的女人远嫁河南、山西，收取男方高额的介绍费。
2006年，听说邻村不能生育的郑某朝思暮想想要一个孩子，专做“媒人”的焦玉平灵机一动，就托被告人司文忠在山西打听，为郑某顺利找到一个3岁的孩子。多年来的心愿实现后，郑某和爱人对焦玉平特别感谢。仅这一单“生意”，焦玉平就得到了近万元的“介绍费”。
尝到了甜头，焦玉平决定辞掉婚介所的工作，专门为别人“介绍”孩子。在法庭上，她这样为自己辩解：“有人不会生育，非常希望抱养个孩子，却难以实现心愿。有人养不起孩子，想给孩子找个好人家。我帮他们联系是在做‘善事’，给我定这么重的罪我没想到。”
对于焦玉平的辩解，办案检察官当庭予以驳斥：被告人焦玉平以牟利为目的，贩卖儿童，收取高额费用，已构成拐卖儿童罪。
其他被告人中，和焦玉平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余老代主要负责在贵州为焦玉平、吴秋利等人寻找“货源”，她共参与贩卖了4名婴儿，其中一名婴儿在贩卖途中因照顾不周而意外死亡。
当她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消息时非常诧异，她认为一方愿意卖一方愿意买，孩子又不是偷来抢来的，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正是抱有这种心理，她还将丈夫吴金城拉进了这个贩婴集团，多次帮她运送婴儿的吴金城也被检察机关追诉，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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