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刚过，三部委联合下发文件，剑指幼儿园乱收费，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一纸禁令能否“禁”住幼儿园乱收费和高收费？治了“入园贵”，“入园难”怎么办？围绕相关热点问题，“新华视点”记者追踪采访。
家长：幼儿园像“小升初”治乱应防“走过场”
“入托难，难于考公务员；入托贵，堪比大学高收费。”近年来，幼儿园高收费、入园难，成为许多家长“心中的痛”。
在北京、上海、济南等大城市，如果说一些民办园巧立名目收费，尚有其成本和利益考虑。但不少公立幼儿园也高收费，索要数万元甚至十万元的赞助费，这让家长陷入重重焦虑。
正是针对相关问题，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近期联合印发《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新办法明确了罚则违反规定将吊销许可证。
幼儿园“禁乱令”能否令行禁止？
济南一些受访家长表示，出台严苛的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是一项教育“善政”，但如果没有其他配套措施，“可能在落实中走形变样”。
王先生等北京一些家长认为，幼儿园乱收费愈演愈烈，有其深层次原因，主因是学前教育处于卖方市场，“僧多粥少”。
“禁令中虽然提出要畅通举报电话，但面对公办幼儿园数量少的现实，家长哪有出来投诉举报的胆量？”王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孩子入园有的报个名都要半夜蹲守，排一两天的队，托门路好不容易挤进去，谁敢因为多收费而惹恼幼儿园？
禁令中提到幼儿园代收代管费用，应遵循“家长自愿，据实收取，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济南市一些家长担心，这个“自愿”原则看起来好，但落实中可能变为“被自愿”，成为一些幼儿园乱收费和逃避查处的“挡箭牌”。
“小学和初中的择校费不也是这样吗？”北京一位家长说，“小升初”择校费年复一年，禁而不止。“同理，治理学前教育乱收费，仅靠一纸禁令很难药到病除。”
“禁令能否真的发挥作用，还在于监管。”对于一些家长的担心，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冯晓霞教授说，谁来监管？如何监管？如何处罚？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有细化的、可操作的配套政策，要让社会知道违规成本很高，乱收费才会杜绝。
园长：不正视乱收费根源“入园贵”难求解
“对公办幼儿园来说，问题不是收费过高，而是政府定价没有跟上时代发展。”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的话很有代表性。
冯惠燕说，目前该园执行的是北京市1997年制定的标准，保育费、托补费、住宿费加起来才330元，加上伙食费也不过千元。
“这样的收费标准远抵不上办园成本，无法维持幼儿园的正常运转。”冯惠燕说，正是因为成本太高，所以幼儿园才会找名目收费。
在采访中，北京、济南不少幼儿园园长坚持认为：物价不断上涨，收费理由非常充分如果不收就会亏损，教师发不出福利，幼儿园运转不下去。
这一认识得到一些基层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山东济南市历下区教育局副局长王公泽指出：“幼儿园高收费，根本原因还是缺少财政支持。”
他举例说，当地一家100个孩子的幼儿园，按市级一类标准收费计算，每月保育费收入仅为1.71万元。但幼儿园需开设3个班，配备9名老师，仅工资性支出就占大头，“只能收赞助费作补充。”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也认为，与亚洲国家、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学前教育方面的投入比例很低。学前教育投入至少应该达到整个教育投入的9%，但我国长期以来只有1.3%。“幼儿园要过上‘好日子’，投入不足，就会乱收费。”
针对有关部委出台的高收费禁令，一些幼儿园负责人表示，文件的初衷是好的，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解决入园贵，需要有其他配套措施。”
出路：“入园贵”需要治理“入园难”更需解决
“对于学前教育来说，乱收费自然要治，但最‘痛’的是没有幼儿园可上。”北京市民王先生的话代表了许多家长的心声。如果不能解决“入园难”问题，那么，规范幼儿园收费“能走多远”令人担忧。
王公泽坦言，济南市仅历下区就有近1.7万名孩子要上幼儿园，根据规划，明年将建设10个公办幼儿园，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要解决孩子“入园难”问题，现在还得靠社会办的幼儿园。
他认为，如果严格执行相关“禁令”，除非政府能对这些幼儿园给予财政支持，否则幼儿园只会大幅提高收费标准。如果不让它高收费，大部分社会办幼儿园将面临生存问题，“以历下区为例，会影响约1万名孩子的入园问题。”
“规范收费，只是解决入托问题一个方面。加大政府投入，让幼儿园回归公益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应加快政府投入，尽快做大学前教育资源量。” 储朝晖说。
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2年，北京计划投入9亿元，规划建设并改扩建769所幼儿园。如今，北京市幼儿园生均财政拨款已提高，从过去每人200元提高至1200元。
但这离实际需求仍有较大距离，更何况一些城市尚未行动起来。
民进中央副主席、教育专家朱永新认为，国家已明确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当务之急是完善制度设计，即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要明确投入比例，按照地域区别设计财政投入方式。“只有确保足额投入，才能真正解决幼儿园乱收费和入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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