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台湾记者张平宜到四川、云南等地的麻风村采访，没水没电、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令她震惊，但更让她心痛的是麻风村的孩子——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
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张平宜决心为这些一出生就生活在绝望中的孩子们做点什么。这一做，就是11年。2月23日，这个故事经《中国青年报》报道后，在微博中广泛转载，感动了很多网友。
11年来，她做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昨天，本报对话“麻风村孩子的台湾妈妈”张平宜。
麻风病人有身份、有补助，但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只能跟着父母种地放羊，吃属于父母的那一点救助。
京华时报：你是台湾人，如何与大陆的麻风村结了缘？
张平宜：我做过12年记者，从1991年开始在《中国时报》跑两岸新闻。1980年后，麻风病有突破性治疗方式，许多国家将其从一级传染病中除去，对病人不再采取隔离，而让其回归社会进行治疗。那时台湾隔离医治麻风病人的公立疗养院面临拆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我跟一个慈善团体到大陆麻风村调查采访，第一次走进这个群体。
京华时报：第一次亲历麻风村，曾让你产生“再也不去”的念头，为什么？
张平宜：因为那里让人触目惊心。我以为麻风村以医院的形式集中治疗病人，他们的子女会被带出来抚养。但12天走过四川、云南的6个麻风村，让我见到一辈子忘不掉的景象。
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都烂了，周围都是苍蝇，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最让我心痛的是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们，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个别身份证。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京华时报：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你一次次回到麻风村，至今也放不下？
张平宜：是那里的孩子。第一次去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小儿子刚满3个月，可能是因着身上这份做母亲的天性吧。
麻风村孩子的境遇，甚至比麻风病人都不如。麻风病人有身份、有补助，但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没户口，没身份证，什么都没有，只能跟着父母种地放羊，吃属于父母的那一点救助。一个村子如果登记100人，真正的人口可能有500多，救助根本不够吃。
那时城里的孩子都已经吃上麦当劳了，可他们却连汽车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们就像一群被遗弃的孩子，从一出生下来就没有了希望。让人特别想保护，不忍心丢下。
京华时报：麻风病人是怎样的一群人？
张平宜：麻风病人长期被忽视，是个冷门议题，社会对他们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肮脏，因为麻风病形诸于外，样子非常可怕，有病人活到90岁，就像一只茧一样，四肢都烂掉了。
回来后我看了很多相关的书，对他们产生很深的同情。因为长期对传染途径不了解，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慌和偏见根深蒂固，麻风病人被疏远、歧视，背负污名和道德审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很多人靠乞讨为生。
那时我想，麻风村的老人已难改变命运，只能看着他们自然凋零，但他们的后代不应背负原罪，遭受不公平对待。我想找一条有希望的路，给他们一个重新生活的机会。
京华时报：村里有麻风病人的子女传染得病吗？
张平宜：麻风病不是遗传病，且有95%的人天生对这种病免疫，但仍有部分免疫能力较差的孩子会感染得病。
我们每年会给学生做体检，确诊病情立即上报。治疗药无法在外面买到，需向联合国申请，在吃药的一周内就有99%的病菌能被消除，并切断传染性，持续吃药两年，病情能基本治愈。几年来学校发病率仅为0.1%，患病的孩子边治疗边坚持上课，现在状况良好。
从1986年建立以来，这个学校十多年间没有一个毕业生，因为老师的文化程度只能教到四年级。我去时，这个唯一的老师也即将去卖水果。
京华时报：你想通过教育改变麻风村孩子的命运？
张平宜：对。父辈的病，不是麻风村孩子的命。我觉得，孩子在那个年龄就应该去上学，这是一个常识。我也坚信，通过教育，他们能走出麻风村，过上正常的生活。
当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麻风病人死去后，麻风村终将成为历史，这些孩子怎么办？与世隔绝那么久，他们走出大山已经很难。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书，然后努力融入社会，自食其力。
京华时报：为什么选择大营盘麻风村？
张平宜：之前我从没听过这个地方，和它没有一点关系，但冥冥中人生会有很多意外。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麻风病人又被叫做“麻风鬼”，受严重歧视，甚至会被活活打死，他们的子女没法到一般学校上学。所以我一直打听，终于在2000年得知当地有个大营盘小学，专为麻风村子女开设。
第一眼看到这个学校让我很吃惊，两间教室盖在水塘边，10平米的屋子摆着十多张破旧的课桌，黑板上都是洞，全校70多个学生，只有一个老师。
从1986年建立以来，学校没有一个毕业生，因为老师的文化程度只能教到四年级。我去时，这个老师也即将去卖水果，孩子们面临失学。我千方百计说服老师留下来，心想无论如何不能让学校关门，马上回台湾筹钱。
京华时报：通过哪些途径筹钱？资金使用公开吗？
张平宜：所有能想的办法、能走的路我都去试，像义卖蜡烛、参加梦想计划比赛、摄影大赛、出书、讲演等。
2000年我已基本从报社离职，但仍做特约记者。后来觉得需要一心一意做这个事，2003年辞职，成立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聚集起一批长期捐助的爱心人士。特别要感谢台湾一个做私立幼儿园的教育机构，几年来捐助总计300多万（人民币），还有几个企业家，是同甘共苦的好友，被我“陷害”多年。
十年里我们陆续投入近千万做麻风村的教育和建设，其中花费数百万做引水工程、征地建校，另外每年运作和管理学校的费用在25万左右。我们在台湾是正式注册成立的协会，资金使用当然且必须公开，每年有对外报告，这也是对捐助者负责。
京华时报：修建学校的过程中曾面临哪些困难？
张平宜：与政府官员沟通，改变传统观念，这些都很难。在台湾募款时，我常会被问“为什么要拿台湾人的钱去帮助大陆人？”而在大陆又总被认为动机不纯，揭当地“家丑”。我告诉他们，救助不分地域，我看到的是人，帮助的也是人。
为建校舍，我去找过很多遍当地政府，几乎没有官员愿意坐下来听我讲5分钟。有时我带着满腔热忱过去，他们却在打麻将，我坐在旁边等待，如此反复几次，又气又失望，发誓再也不去，但为了孩子，还是忍不住一再去求他们，因为他们的决定关乎学校的未来。
一次次要水、要电、要地、要老师，要这些东西占尽我这10年的生活，有时真觉得力气用尽，走不下去了，我就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就很开心，所有难过和折磨都能过去。这个过程很苦，但值得。
读书是种天分，并非人人适合，但每个人都应享受义务教育，具备基础素养，这9年里学到的东西，可以让孩子的后30年过得更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