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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之外，被誉为另一种一年一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式——公务员考试季节到来。
日前，广东宣布，今年考试录用公 务员的报名工作将于3月11日至15日进行，笔试定于3月27日举行。本次公务员考试规模空前庞大，一共招考11666人。今年的公务员“省考”，招录人 数最多，从报考要求看，很多岗位要求招录“社会人员”的比例超过了应届生，学历要求多在本科以上，部分基层岗位要求大专以上。
公务员考试热度难度超过高考，有人戏称科举制度重新回到现代社会。昨(9)日，记者就此问题，与政策专家、人大代表进行了一番探讨。
“考公务员热”影响国家创新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王珣章告诉记者，他在与很多学生交流时发现，越来越多学生乐意早早拿个铁饭碗。“他们观点很务实，也有大部分随大流，这种风气不好，年轻人过早端着铁饭碗，这个社会如何创新？”王珣章忧心地说。
“发达国家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当公务员，因为政客不是主流，个性化才是。我在年轻的时候，也不愿意做公务员。”王珣章分析说，“公务员一生的轨迹往往一眼就能看到。按照西方的说法是不够刺激。相反，到公司创业则有很多种机会，这种经历本身就富有价值。”
中国创新能力不足，与中国的社会、家庭氛围有关，比如两位逃学的创业者却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创业家，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如果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发生，学生则将面临社会家庭的双重压力。
从某种比较上容易发现，中国培养的孩子相对缺乏创造和挑战能力，这与创新型国家的人才需求不对路。
“类似高考这座独木桥，在西方孩子的眼里，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方存在价值取向上的很大差异，而中国父母可能会炫耀，我的儿子考上公务员，发达国家则强调独立自主。”
作为政府公职人员，王珣章也认同目前官员地位被推得太高，大学生爱考公务员的目的往往是爱当官，认为做官后地位会很高，权力很大。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务员热是一个综合的问题，是一个文化体制和民族习惯的大问题。
似“科举”当官途径学子都想一试
对于这种类似“科举”当官途径的 “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热”现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告诉记者，一方面，公务员职位增加是因为一些吃皇粮的事业单位也搭上 了公务员选才的班车，其实公务员自身每年编制需求人数大同小异。另一方面，严峻的就业形势，特别是每年大学毕业生达650万，仅70%的就业率，相当多人 找不到工作，于是考公务员成为首选，多数人抱着“能否上，考一下再说”的心态。
联系广东实际，汪玉凯说，广东地 方经济发达，过去很多人愿意经商，如今国家机关待遇好，官员权力大，并有灰色收入，因此吸引各方人士。对于广东省公务员招考规模扩大的现象，汪玉凯分析 称，由于公务员门槛越来越多，应届大学毕业生不能报考省以上公务员，应届只能靠省级以下的公务员招考消化，客观上也造成热闹场面。
汪玉凯认为，改变公务员热，要从经济全局入手，政策层面尤其要考虑是否给民营和个体创业足够的空间。因为私营业的迅猛发展能够打破社会利益的格局。“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公务员热的就业取向表现得更为明显，关键是政策能真正宽松扶持私营业的发展。”汪玉凯说。
大学生不过做出收益最大化选择
“不宜过度责备大学生热衷报考公务员，这是基于现行社会固定结构造成的结局，大学生只是做出收益最大化的选择。”
杨雪冬分析说，个体角度，大学生做出的就业取向是正常的。目前，整个就业市场不好，而公务员各种保障相对稳定，因此大学生的就业选择是非常正常的。
他回顾说，“上世纪80年代我读大学时说做公务员容易被笑话，一般主流是闯深圳下海南。现在市场成熟，创业成功概率可能相对小，大学生做出的选择也是理性的，关键是解决其后顾之忧。”
因此从根源上说，大学生爱进机关 与现行社会福利分配制度有关，公务员与社会劳动者之间存在福利双轨的问题，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在福利分配上多做工作，尤其是大社会的福利均等化，而不能苛求 学生创业，不能要求大学生主动投入人才市场，因为大学生的选择是基于现行社会固定结构，也是收益最大化的选择。
杨雪冬说，“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是关于西班牙和英格兰的比较，西班牙之所以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当时西班牙所有人都向往做官员，最终创造性被埋没。”
杨雪冬还指出，公务员热背后还有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官的地位”被过度突出。现在中国官员占据太多公共资源。要扭转公务员热，从根本上还是得让公务员队伍回到正常社会评价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