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你们给我的，但我有自己的活法年前的一天，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打来电话，儿子蒋宇澄的长篇小说《野孩子》已经出版，要我抽空去拿样书。这时候，儿子刚放寒假回来，便当成喜讯告诉他，没想到他的神情淡淡的，甚至拖了好几天才跑去拿回样书。一到家，便将样书往沙发上一扔，赶紧换装出去打篮球了，似乎连打开样书的兴趣都没有。
“已经成为过去，没必要再激动。当初写是因为有冲动，但我并没有将写小说当成自己的未来，就算是对高中生活的一种另类纪念吧。”在我一再追问下，儿子说：“未来的目标和定位，对现在的我来说更为重要。”
儿子见到样书时的淡定出乎我的意料，正如当初高考前他关起门写小说被发现后令我意外一样。那是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在儿子房间的书桌上，我发现了两张背面写满英语单词的破纸条，皱巴巴的，字也写得歪七扭八，一如他一贯的漫不经心：“老哥：加上这些就完稿了，所以拿出来让你打。我没有利用学习时间修改，全用的是休息时间。原谅我的执着。生命只有一次，这是你们给我的，但我有自己的活法，更精彩。我会走出一条成功的路。”
这是儿子留给我的。进入高中后，我和儿子说话的时间越来越少。清晨，他起床上学，我还在梦乡；晚上，他上完自习回家也快十二点了，不忍心缠着他说话。留纸条于是成为一种沟通的方式。
这个时候，儿子已在上高三，别人都在废寝忘食地复习迎考，他却花费了不少时间在写小说。等我发现时，离高考也就几个月时间了。于是郑重其事地和儿子谈话，把高考的重要性、进一流院校和进一般本科院校对未来的影响，乃至高考前应该采用题海战术、拼命冲刺等等，喋喋不休地絮叨了一遍。最终发现说了等于没说，因为我和儿子的谈话根本就没有交汇点，完全是两种思路的自说自话。
冷静下来后，我只好改变策略，主动提出要帮儿子录入小说文稿，好让儿子尽可能地集中精力和心思准备高考。也许是离高考的时间确实太近了，儿子终于答应了，将一叠一叠凌乱不堪的稿纸交给了我。为儿子打工是我心甘情愿的，我希望的打工“报酬”是儿子能全心全意地复习迎考。
我无奈又矛盾的处理方式，给儿子的自由阅读留出了一个缝隙儿子的倔强从初中就开始了，作为倾向于做理科生的孩子，他却将大量的时间耗费在读闲书上。我那几个书架总是被他翻得乱七八糟。什么书都看，一会儿迷上了世界战争史，一会儿又看上了厚厚六大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政治的，兴趣宽泛得像6月的天说变就变没个准儿。
记得有一次，他用零花钱偷偷买了两本世界战争史，他妈妈发现后气呼呼地将书撕掉了，导致两人之间的情绪对立。我在一旁感到既无奈又矛盾。一方面，现在的应试教育唯分数论，考试成绩从小学开始就是王道，孩子要是闲书看多了，必然耽误学习成绩，乃至影响到以后的升学、工作，家长不能不管；另一方面，又觉得现在的孩子竟然连看看杂书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实在是悲哀。
过后几天，我正好到上海出差，逛书店的时候看到整整十大本的图说世界战争史，便怀着复杂的心情买回来送给儿子，同时和他约定这些书可以在完成所有学业的闲暇时间看。儿子有些感动，眼里有些泪花，答应了。那一刹那间，我觉得心里酸酸的，充满了自责。
或许正是我这种无奈而又矛盾的认识和处理方式，给儿子的自由阅读留出了一个缝隙，让他在更多的孩子只是一味埋头于教材、作业与考试成绩的背景下，可以稍多一些自由的呼吸和思考。也因此，读了不少书的儿子变得越来越有自己的小主见，脑子里不合时宜的想法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对他身处其中有着切身感受的应试教育，感到十分反感与厌倦。而这些不合时宜的见解和主张，统统被他融入了这本名为《野孩子》的小说里，分解到张亚飞、大小双、常洛、梁楚雄、许子范等主人公的身上，由此构建了一系列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并最终凸显出以张亚飞为代表的90后青年对人生、情感、社会现实困境的勇敢突围。
小说里有儿子自己的寄托与思考，这是可以明确感觉到的。而我也不能不承认，他的这些思考虽然不合时宜却大多是对的。比如学习，原本应该是快乐成长的一部分，可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却成功地将一茬茬的孩子牢牢地捆绑在补课、题海、考试的战车上，形成一种以考分为衡量标准的残酷的社会竞争氛围，无数的青少年按照单一的模式和单一的路径，在高考升学的独木桥上低着头一路狂奔。生活的多彩、阅历的丰富、人生的体验、真爱的振颤、多元的成功、活力的青春、真挚的友情、自由的心灵……这些更加值得追逐和珍惜的一切，被木然地扔在一边。
毋庸讳言，缺乏独立判断与思考，在利益的漩涡中麻木前行，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代青少年的集体性迷惘，而这种生活和思想扁平化现象，与浮躁、功利的社会价值观的泛滥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在《野孩子》中，我们可以在貌似野性难驯实则充满理性的张亚飞身上，在受到张亚飞的影响而逐渐独立、自觉的那帮“小狼”们的身上，看到某种久违了的独立思考的力量。这或许也能让人们对90后新青年产生新的认识，并从而对社会的未来产生某种希冀与憧憬。
只有父母摆脱功利的裹挟，孩子的未来才会更精彩不过，从世俗的角度看，儿子以这样一种状态度过中学生活，就必然得接受由此带来的后果。2009年高考，儿子在仓促复习应考后，得到了一个不够理想的考试成绩，最终被录取到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对此，他没有任何后悔，我也没有任何抱怨，毕竟我们得在这样一种应试教育的游戏规则下接受检阅。
两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儿子已经上大二了，比过去成熟了许多，依然在自己设定的人生之路上，按照自己的方式行走着。而经历过数次删改后的这本小说《野孩子》也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或许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受到影响，或许是大学相对轻松的学业安排让我们父子之间有了更多的交流空间，我感到更加能够理解儿子的追求与想法，而儿子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我封闭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于他的未来，我曾经充满焦虑，现在却觉得踏实了许多。我当然知道，从功利价值观的视野里看，他在走一条注定更为孤独、更为艰难的道路，因此未必一定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功，但我相信，因为有着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主动选择，他的人生之路应该会更加独特、更加丰满、更加多彩。
有时候我在想，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之所以有着那么大的魔力，或许并不仅仅是体制与机制的问题，还与我们全社会，尤其是父母长辈在孩子的成长与成才问题上，漠视孩子的个性发展，充斥着功利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已经不习惯从孩子的角度去认识问题，也不习惯让孩子过一种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倒是抱怨孩子如何不体谅父母、不按父母意愿生活，成为成人长辈间常有的话题。
其实，山走不过来，我们完全应该试着走过去。走过去你就会发现，孩子的心灵或许是丰富多彩的，孩子的个性与意愿或许是充满智慧的，孩子的人生之路或许是脚踏实地的。也许，当更多的父母长辈能够摆脱功利的裹挟而让孩子们自由呼吸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才会精彩得多，我们的孩子的未来也才会精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