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白，17岁，北京大学大一学生。一年前，在被保送后，他利用高三下学期两个半月的时间，写了一部近27万字的小说《重点中学》。
由于何天白90后的身份，小说受到白烨、崔道怡、关仁山等评论家、作家的关注。而这部小说被出版社定位为“中国首部关注当今教育体制的社会问题小说”。小说责编、花山文艺出版社编辑李爽认为，这部高中生所写高中教育的小说，反映了来自受教育者的感受和呼声。
何天白的母校是河北省衡水市的一所重点中学。这所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颇有名气的中学，在2010年高考中，就有78人考取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所名校。校领导和众多考取了名校的毕业生的合影，被做成巨大的“照片墙”。何天白也在其中。
“重点中学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因为那里是通往大学的捷径；里面的人却想出来，因为这里是束缚个性的牢笼。”小说封面上的这句话显得意味深长。
何天白母校的“非触”现象
“你这小说中怎么缺少女生形象啊？”妈妈李丹凤看了儿子写的小说《重点中学》后，不禁调侃何天白，“一共只有两处提到女生。”一向自信的何天白对此很无奈。“虽然平时和班里女生关系还算不错。但对她们的所思所想还真的不了解！”何天白坦言，真是编都编不出来！
据他介绍，在何天白母校的校规中对男女生“非触”有着明确严格的规定，这种情况下，男生对于女生缺乏了解，实属正常。所谓“非触”，全称是“男女生非正常接触”。这是那所重点中学里的“敏感词”。
何天白举例说，他们校规规定，如果男女生一起去医务室而没有亲属关系，即为“男女生非正常接触”；如果男女生之间互称“姐弟”、“兄妹”，而实际并无亲属关系，也算“非触”。何天白的一位学长在博客里曾写道：男女生在一起不是谈理想、谈目标、谈志向，皆为“非触”。男女生之间一旦发生“非触”，按照校规规定，轻则写检查、叫家长，重则被停课。
而关于“非触”的规定，只是篇幅长达六七页A4纸的校规中的一则。而每有新生入学，学习熟知校规则是“新生第一课”的主要内容。新生也很快就能感受到在这所重点中学里，强大的校规几乎“无处不在”。一个周末，没有回家的何天白和同学们在教室里上自习。由于老师不在，同学们便聊起天来。
突然，班主任满脸通红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教室安静下来。“来，咱们看一段电影。”班主任不动声色。很快，刚才班里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出现在录像中。
他告诉记者，在同学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在这所重点中学里，除了心理咨询室，整所学校监控装置可谓无所不在。老师只需要在自己的电脑上装一个小小的软件，即使在家里，同学们在学校的表现也能尽收眼底。
彻夜攻读，听课犯困用圆规扎
变态学习是为父母省钱
李丹凤告诉记者，儿子上高中后，两周时间放假一天：周六下午外加周日上午。周日下午一返校，迎接他们的首先就是一次考试。两周难得一天的休息，在考试重压之下，自然变得索然寡味。
老师“不放过”学生，学生也同样“不放过”自己。
何天白的一位女同学，就曾向他传授节省时间的妙招儿：睡觉时不脱衣服，包括厚重的羽绒服，这样就可以不盖被子，从而节省了脱穿衣服和整理床铺的时间。而作为母亲，李丹凤向记者证实，这样的极端案例不是“个案”，“我朋友家孩子的宿舍里也是这样的！”
“在学校的那种环境里，你不这样做，似乎你就是错的。”何天白告诉记者。在这样的导向和氛围中，孩子们对学习时间的追求也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在何天白曾就读的那所重点中学，晚上22点10分宿舍熄灯，早上5点半统一起床。“我的一些同学自备了手电筒，打着手电筒看书学习。”为了躲过查夜老师的眼睛，这样的夜读时常会从凌晨两点开始直至大家统一起床。
睡眠不足，严重影响了学习效率。为了提神，一些“变态”的方法被大家使用：喝咖啡喝茶、站着听课都属小儿科，甚至有的同学掐自己、用圆规扎自己来让自己保持较好的学习状态。
多年的求学应试经历，使考试分数在这些重点中学孩子的心里，早已不再仅仅是分数，它意味着未来的事业、前途和命运，甚至是眼前为升入一所好学校父母所掏的人民币。
“上小学时何天白就知道，上这所重点中学哪怕是差一分都要交18800元。”李丹凤回忆说，为此每每淘气损坏了物品，面对父母严厉的面孔，自信自己一定能考上重点中学，为父母省下18800元的何天白，总是颇为豪气地对父母说：从我省下的那18800元里扣吧！
我为什么要把校长写死
《重点中学》开篇第一章即为“校长猝死庆功宴”。
小说中，朗清中学这所重点中学的校长杨之滨，由于在他手里，“学校高考成绩一连九年稳居全省第一”，每年都会有40多名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占去全省的三分之一”。于是一提到杨校长，“谁不敬他三分”。
然而由于一次高考成绩不够理想：“朗清在全省的名次一下跌出了前五。”“学生的抱怨、家长的指责、社会的批评、领导的斥责，一齐向杨之滨袭来”。于是，“杨之滨一下就蔫了”。“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落选了，市政协常委——这一次压根儿就没有他的提名，至于省教育协会理事长的职务，他也主动辞了。”
在小作者看来，分数和升学率不仅是被教育者的“命根”，同样也是教育工作者的“命根”。于是，小说一开始，杨之滨再奋战一年，将朗清中学高考成绩再次带至全省第一，从而在重享由此带来的荣耀与尊敬时，却由于劳累过度，在庆功宴上突发心脏病，意外死亡。写完这一章，何天白一脸沉重地对妈妈说：“我终于把校长写死了。”为此，妈妈评价：“颇有当年福楼拜写死包法利夫人之风。”
“校长猝死庆功宴”这样的章节，对于作者来说纯属虚构，但教育工作者的不容易，作为受教育者的何天白则有着切实感受。
何天白就有一位老师，因工作劳累，昏倒在讲台上。谈到自己的老师，这位90后言语中全是感激和尊敬。但敬业老师为何难逃应试教育帮凶的责难？“如果对教师的评价机制不变，换了谁都会走应试教育的老路，而且越敬业走得越远。”何天白说。
在何天白曾就读的那所重点中学，每年学校都会评选“最受欢迎教师”。在这项评选中有学生为老师制作PPT、通过演讲帮助老师“拉票”等环节，因而被老师格外看重。但要想取得参选资格，首先一条就是老师所带班级考试分数首先在年级排名中名列前茅。
这样的评价标准，让这名曾经的高中生认识到，应试教育植根的大环境不改变，教师的评价标准不改变，个别教育者的改革注定要失败。小说中，作为杨之滨的继任者、上任时雄心勃勃倡导素质教育的朗清中学新校长尚革，最终在现实当中走入了“伪素质教育”的死胡同，在何天白看来，“实在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真应试教育：我是流氓我怕谁
假素质教育：说一套、做一套
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何天白每天边“码字”，边在网上和同学聊天。
对于他的创作，同学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心。在写一部什么小说？这是每个同学必问的问题。何天白的回答却很简单：一部反映“真应试教育”和“假素质教育”斗争的小说。“真应试教育通常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态度’。‘我就是应试教育，爱咋地咋地’。”何天白解释说，假素质教育则是一副伪君子的面孔，“说一套、做一套”。
而在这名大一学生看来，相对于真应试教育，假素质教育更令人痛恨。“假素质教育不仅自己在说谎，还要教学生一起说谎。”而真应试教育起码不会因为应付检查，临时换掉学生的课程表，“不会说我们学生的高升学率是玩出来的”。
上初中时的一次经历，一直令何天白“耿耿于怀”。
学校为了应付一次关于素质教育的大检查，竟然为同学们换上了临时课程表。“在这张课程表上，美术、体育等副科得以幸免，没被语文、数学等主科占领。”同学们还按要求从家里带来了皮筋、沙包等。课间时，老师一反常态，要他们到操场上去做各种游戏，“还嘱咐我们要玩得‘HIGH’一点”。
“这么做绝不是从学生的角度去考虑教育，而是一些教育管理者、工作者把教育作为自己获得政绩、取得成绩的手段。”在编辑为小说改名前，作者为这本小说定的题目是《我们的校园属于谁》。
小说中，“崇尚改革”的新校长尚革也曾想要全力推行“素质教育”，但迫于旧有考评机制和一些主管官员的压力，“课改”改的变了味，走上了“伪素质教育”之路。小说最后一章名为功德圆满。而在作者何天白看来，结局只是一个“伪大团圆”。
而从“伪素质教育者”来说，推行“伪素质教育”同样可以提高升学率，出成绩、出政绩，“受折磨的却是每个受教育者”。其实，创作之初，何天白也想写一个真正大团圆的结局。“学生高兴，家长满意，学校成绩也上去了，总之素质教育取得了成功。”但他提纲列了一半，他就写不下去了。“我所写的伪大团圆的结局却是真实的。”在他看来，现实中，即便明知是“伪素质教育”，只要升学率高，家长们还是一样会源源不断把孩子送来，“这就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