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4月4日，北师大管理学院教授、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发的一条微博在网上引发争议，不乏知名学者对其观点提出异议。董藩教授的言论中，除了对其学生提出要求外，还提出“对于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有支持者认为，追求美好的生活无可厚非。反对者则认为，作为一名教师对学生提出如此要求，太过功利。
在社会普遍感觉大学精神迷失，以及教师师德风尚不在的背景下，董教授的言论遭遇板砖，是在意料之中。媒体人士郭宇宽先生撰文批评，这其实折射的是当代高等教育普遍的势利病，“师范”之不存也久矣。
在笔者看来，究竟是董教授的言论折射高等教育的功利，还是高等教育的功利让董教授的言论显得敏感，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如果在高等教育整体并不功利，各种富有个性的导师比比皆是的情形下，董教授的言论其实并没有什么出格——他作为一个导师，完全可以有自己的人才培养标准，人们也并不会担心他的这种言论，会导向所有导师都把自己的学生培养为非富即贵的“人才”，因为每个导师会有自己的要求。在董教授提出“4000万身价”论的同时，还有教授会要求学生不做出学问不来见我。
一个健康的高等教育，是多元并丰富的，每个学校的人才培养定位不同，每个导师的个性和特色也不同，这样才有人才培养的多元与特色。不然，所有学校定位趋同、所有导师都无个性，这还要那么多大学以及大学导师制做什么呢？
然而，现实中的高等教育，却是不健康的，并非多元，也无特色，导师制形同虚设。我们所见的是，所有大学办学定位趋同，学科设置相似，都追求“高大全”，而导师摇身变为“老板”。在这样的高等教育环境下，教师功利、学生功利，学问不再被提及，大家对董教授的言论不安，其实是对功利的不安。大学没有人性教授，只有雷人教授。可以说，董教授的话成为大学功利的注脚。
董教授还在微博上辩驳，称这是为了激励学生。这样的辩驳，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中，是基本无用的——如果董教授是一个个性导师，特点就是选拔那些有创富能力的学生加以培养，这是一个不需要辩驳的问题。他应该明白，他现在不是为自己的“个性”“励志法”辩驳，而是在位整个教授群体和大学的功利“辩护”。这显然是他难以完成的任务。
让董教授收回自己的话，再让其他教授也大谈师德，这并不能改变眼下我国大学教育功利化的现实。整体去除我国大学的功利化，才能让大学回归教育本位，也才能让大学的导师个性张扬。而功利化的根源，则是行政化。由于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各种名目繁多的行政评审、评估严重干扰办学，大学内部行政主导教育资源配置、教授没有充分的教育自主权和学术自主权，这使大学已无自身独特的灵魂，教师和学生普遍失去对教育和学术的追求。
追求现实的利益，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进而，教育与学术成为牟利的工具。董教授与其他教授不同的是，只是把这明确地说出来。而且，相对那些让学生“放羊”，只挂名领薪酬却不导学生，甚至把学生当“打工仔”盘剥的导师来说，他在现今还算是一个对学生负责的导师了。这也难怪，在无数板砖之中，有人为其叫好，认为这让大家看到教育的希望。
对于把中国大学教育问题，往往归结到行政化，有网友曾告诉我这是把“行政化”变为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不得不告诉网友的是，各种教育问题有自身的成因与具体表现形式，但行政化还真是大多数教育问题的源头，这个源头问题不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都会纠缠不清，难以理出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