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少孩子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试，也被考生家长形容为“心力交瘁”。“小升初”有多难？一位家长这样形容：“不曾经历过的永远不能体会个中艰辛。”
其实，这场“艰辛”的考试并不需要试卷，而是划片就近入学、推优随机入学。很多家长认为，它难就难在不考试。
造成“小升初”乱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导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差距太大，从而造成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倒逼机制
记者：从孩子升入小学开始，每一个家庭就开始陷入“小升初”焦虑，“奥数”、“考级”，各种培训班轮番上，“占坑班”挤满了焦急的学生和家长。“小升初”越来越体现出以家庭为单位“集团化作战”的倾向，不少人认为，这是一场“拼关系”的比试。“小升初”困境透露出的究竟是什么？
杨东平：造成“小升初”乱象的原因，固然有独生子女政策、高考制度、就业竞争，以及名校情结、精英主义价值观以及公众对教育的多样化、选择性需求等社会和文化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导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差距太大，从而造成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倒逼机制。如果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坚决执行取消重点学校、高初中脱钩的政策，用10年左右的时间，本来是有可能缓解这一困境的，如铜陵等城市已经做到的那样。
程方平：“小升初”原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教育现象，只是近年来从高考依次紧张下来，加上择校问题日趋激化，所以不仅“小升初”紧张到了极点，“幼升小”也开始高度紧张了。有紧张本不是大问题，过去的紧张在于有相对公平的升学考试，而现在的原因复杂了。表面上是升学制度问题，背后是公平的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管理制度等的缺失，是我们的政策导向存在问题。所以，背后的问题不解决，“小升初”问题不仅不会得到根本解决，还有可能愈演愈烈。
专家介绍：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苏州市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程方平：中央教科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主任、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高级访问学者导师
“小升初”和畸形择校问题的解决，首先要看政府的决心与意志，要以公立学校为基础和表率，不能将均衡、公平的责任推给社会与民众
记者：不少人认为，“小升初”的混战实质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在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的情况下，主管部门没有找到相对公平而又富有活力的竞争模式，使“小升初”日益演变成一场规则复杂、劳民伤财的混战。而以升学为主要标准的评价体系以及教育投入的相对不足，使学校在这场博弈中成为主动推动者。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各方利益的裹挟下，“小升初”政策最终将走向何方？
杨东平：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学校差距过大是一个原因，入学规则不公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何在上世纪80年代优质教育供求关系远比现在紧张的情况下，基础教育秩序却要正常得多。免试就近入学的政策被大规模突破，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市场化”改革中，开放了以钱择校(改制学校收费、重点学校收赞助费)，以权择校(共建生)的渠道，使之合法化成为正式政策。同时，恢复了以前被取消的保送生政策(推优入学)，设置了特长生入学渠道，从而形成以钱择校、以权择校、以优择校的方式，使得电脑派位、就近入学被边缘化，免试入学的原则也大致被颠覆。目前北京市“小升初”就近入学的比例不足50%，许多重点初中不接受电脑派位的学生。
程方平：教育资源总量的不足与教育发展不均衡是事实，人们追求优质资源的想法也合情合理。在现代传媒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和薄弱学校的提升已有了较充分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而在这些方面，我们的改革、探索、创新力度不足，不足以让家长和学生产生信任与信心。“小升初”和畸形择校问题的解决，首先要看政府的决心与意志，要以公立学校为基础和表率。既不能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也不能将均衡、公平的责任推给社会与民众。在许多国家，政府都是保底线、保公平，将涉及竞争和有特殊需求的教育交给社会、市场和商业来解决。我认为这样的分工与定位比较合理，公立学校应该在政府投入到位的基础上推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围绕择校，名校、主管部门和培训机构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某种利益集团，分享巨额经济利益。取消择校是动了它们的“奶酪”，阻力巨大。但是，改革本就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应当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
记者：解决择校问题的时间表在一年一年推后。难以解决的原因是“难为”，还是“不为”？“小升初”背后最难以触动的“硬骨头”到底是什么？
杨东平：取消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缩小学校差距、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法律、《教育规划纲要》有明确规定和具体要求，各地也有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择校热完全可以解决。北京市的情况，“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解决恶性择校竞争，有理念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有许多观念需要拨乱反正，如“义务教育也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均衡发展不能削峰填谷、降低教育质量”等。更重要的是利益机制问题。围绕择校，名校、主管部门和培训机构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某种利益集团，分享巨额经济利益。取消择校是动了它们的“奶酪”，阻力巨大。但是，改革本就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应当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因此，关键还是看政府能否依法行政、依法治教，旗帜鲜明地坚持义务教育的基本价值，保障教育公平，维护义务教育的正常秩序。这需要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建立一种新的教育治理机制。要明确各级政府的不同责任，实行教育信息公开，建立可监测、可追踪的评价指标，以及实行教育问责。北京市已经与教育部签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并与各区县签了责任书，目标是到2015年实现“基本均衡”。但如何实现、测量、问责，并没有规定和说明。
程方平：教育问题难以解决，必定与体制和管理相关。教育质量关键在于一个学校的教师群体素质。许多国家都通过教师流动解决学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我国一些地区，成功的关键是解决了区域内教师工资标准的统一问题。而在不少地方，城乡学校、重点与薄弱学校之间教师收入的差距会达到1—2倍，薄弱地区与薄弱学校教师的其他待遇和发展机会也远逊于城市学校与重点学校，在实际收入、学习进修、住房和生活条件等方面，均未能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致使教师流动不起来，薄弱校的发展难有实效。
在不少中小学的支出总额中，政府常规投入不足50%，其他都要靠社会集资，致使一些学校越来越不像公立学校，更像是公办民助的私立学校
记者：很多人认为，“没有考试”催生了“小升初”背后那若干“衡量标准”，如果回到从前，经过若干考试选拔出适合的学生是不是最“公平”？
杨东平：面对权力、金钱的侵袭，许多家长都认为分数标准最公平，要求回归考试入学的呼声很高。但是，这有违《义务教育法》免试、就近入学的基本法理，实际上是在维护重点学校制度，加剧学校和学生的分层。因而，不应往后退，还是要向前看，通过真正取消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取消升学率竞争，以及改革中考制度，实行重点高中指标下放等措施，推进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试就近入学，使“小升初”如同四年级升五年级一样。这是世界各国义务教育的基本现实，我们有什么理由永远落后下去呢？
程方平：按理说，9年义务教育，就是要保证所有适龄学生没有门槛地就近升入初中，公立学校不应另立额外的标准，也不应通过超编收取学生筹集资金。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的所谓优质校生源编制很模糊、划片不合理，近处的学生因划片进不来，“内控”的名额又使有钱有权的外来者可以长驱直入。政府的教育拨款可以保障教师基本工资和常规教学，但学校还要在基建、教师进修、教师收入等方面自谋渠道。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少中小学的支出总额中，政府常规投入不足50%，其他都要靠社会集资，致使一些学校越来越不像公立学校，更像是公办民助的私立学校。出现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在学校和校长，在于我们的投入、管理及标准制定存在问题，需要务实求真地加以解决。若这些问题和隐患不解除，学校为了“生存”会将困难转嫁于家长和学生，又会生出其他莫名其妙的标准来。
由此可见，“小升初”的问题并非单纯的升学问题，其背后有十分复杂的原因与问题，必须加以分析和梳理，在政府的主导下从根上加以解决，保证国家所办的学校成为教育公平、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均衡发展的主力和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