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套机制：权和钱公然进入教育领域
中国经济时报：北京小升初目前存在两套机制，表面上是官方规定的不举行统一考试，就近入学；暗处却是家长和学生为了进名校使出浑身解数，疲于奔命，如何看待这一明一暗的两套并行的机制？
家长：小升初就是一场战争，需要家长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因为政策规定不能举行小升初考试，所以很多学校的考试都是秘密进行的。信息不对称，潜规则搞得家长疲于奔命，多个战场作战更是苦不堪言。
康健：官方的免试就近政策执行不力，原因在于对这项政策的误读。免试就近靠社会公平和法律保障支撑，它不是一个策略。免试意味着公平，在义务教育法里，年限放在法前面，如我们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法，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内，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不受任何条件限制。比如说，我家门口有一学校，我去念书，它要让我考试，那我就可以理解为，它给我的受教育权利追加了条件，因为我学习不好，就不让我享受义务教育。公平背后是法律，在很多国家，就近入学的条文是写入法律的。免试就近放在一起，表明了公平与法律。但这样的理念在我们的法律里体现得不明显，该强势的一方不强。教育关系着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政府一定要强势，发挥主导作用，家长和孩子也应该强势，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目前并行两套机制，就是因为该强的不强。
杨东平：现在确实没有统一的入学考试，而是转换为各个学校的择校竞争，这个竞争是通过考证、推优等途径来获得的。这个现象已经成为公众反应强烈、违反社会公平的严重的教育问题。教育部门每年三令五申，都在整治，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个现象在北京、南京、广州、西安、武汉、成都等城市比较严重，但上海和杭州却非常平静，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思考。
中国经济时报：因为存在上述两套机制，小升初的信息不透明，亦没有统一的标准，家长和学生为了保险，只得多个战场作战，苦不堪言。多数家长在采访中表示希望能恢复统考，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标准。您认为此种提议可行么？
家长：强烈要求教委恢复小升初统一考试政策，目前畸形的小升初已经压得孩子和家长喘不过气，本该快乐的童年却被畸形的小升初压得没有了一丝欢笑，留给孩子和家长的只有无奈。
康健：统一考试还是有条件入学，是不公平的。
杨东平：从家长和学生的角度看，恢复考试是简单易行的办法，相对也是个比较公平的办法。但这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没有一级政府敢公然违法，把义务教育变成凭考试入学的录取制度，这个想法没有政治上的可行性，只是个良好的愿望。如何消除目前的小升初制度带来的各种问题，有很多切实有效的办法，并不是不可治理。我最不同意有些人说的困难太大，没法解决。这些问题有确定的原因，是可以治理的，而且很多城市已经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比如上海，它的小升初就比较平静，原因在于两个基本制度：一、重点学校制度。上海没有一所重点高中有初中部。１９９９年，国务院关于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高中和初中脱离，初中不允许有重点学校，这是为了保障初中阶段的平等性。在这一点上，上海做到了，北京没有做到。上海的择校竞争主要针对民办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公办教育是政府举办的，不能办成三六九等，家长的选择需求通过民办学校满足，这是全世界的通例，上海基本做到了；二、择校收费制度。北京和广州的学校有一个内部的规定，允许初中重点学校招收择校生，收取择校费，价格一般在三四万。有了择校和收费的许可，学校便有利可图。上海规定不许择校，每一个名额都在网上公布，没有多余的名额。如果学校能够收钱，教育的公信力和品质就败坏掉了，变成了过硬的社会关系的竞争，权和钱公然进入教育领域。小升初乱象的制度性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制度。重点初中的存在，是最根本的原因，它为了自身的利益，从小学开始选拔，把小学教育的生态给破坏掉了，把小学变成了高度竞争的教育。
这里要说明一下，为什么北京的初高中没有分离。当时政策下来后，人大附中等６所学校打了报告，提出开展教学实验，探索人才培养的连续性，因此，这６所学校作为实验学校，得以保留。这６所学校成为北京小升初混乱的源头。
“豪门”学校搅乱了整个义务教育的秩序
中国经济时报：小升初改革的初衷本为减轻学生负担，但现状却是家长和学生背上的负担更重。现行的游戏规则，不仅考验着学生的能力，更考验家长的经济实力和社交能力，拼爹游戏从小学，乃至幼儿园就开始了。什么原因导致了改革的目标出现如此大的偏差？
家长：现在的改革，轻松了学校，苦了家长和孩子，原本由学校负担的责任转移到了家长和学生身上。政策的制定者，远离江湖，高居庙堂，想当然地制定规则。而且他们的孩子根本不用担心进不了重点学校，所以即使现行规则出了问题，他们也懒得去改，因为根本不会危及到他们的利益。
康健：小升初改革是为了履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法，而非减轻负担。如果执行得好，其实可以减负。但目前的情况是该强的不强，该弱的不弱，把水搞混了，家长的诉求才会苍白无力，负担加重。择校不是我们国家新创的概念，二战后的美国，曾把市场经济的那一套搬到教育上，以刺激惰性的公立学校，刚开始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后来，人们开始反思，这种提高是否伤害了学校的本质，是否太过功利，家长是否是一个理性的消费者？教育的过程应当是神秘的、艺术的，而不是多上几堂课，变成好学生就可以了。
目前，家长、学校和政府达成三角默契，政府希望学校升学率高，学校用高升学率吸引家长，家长选择升学率高的学校，政府对家长说我给了你一个选择的权利，但这个默契不合理，里边有些症结没有被解读。目前社会上很多人认为择校是公平的，但却忽略了什么人有择校的权利。择校家长的领头羊都是有择校资本的人，弱势群体根本没有择校的机会。择校是一个伪命题，用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让家长进入了一个误区。
杨东平：重要的不是改革招生制度，考试还是不考试，最重要的是缩小学校的差距，学校的差距缩小了，就没有择校的需求了。这在很多地方都试验成功了。北京的问题恰恰就在这儿，基本没有在缩小差距上做文章，反而持续不断地扩大学校差距。“豪门”学校的存在，把整个义务教育的秩序搅乱了。目前，北京市还在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因为这些重点学校是政府的窗口，有很多政府工作人员的子女在那里读书。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取消初中阶段的重点学校，做到了这一点，小升初乱象很快能解决。
政府应该依法行政，依法办学
中国经济时报：采访中，学校和培训机构一直拒绝发表意见，家长们则反映，培训机构和名校是现行规则的最大受益者，您怎么看待培训机构和名校在小升初中所扮演的角色？
家长：根子是教育产业化，机构在推波助澜。培训机构采用各种宣传手段，且不时地增开更多的班，家长自然觉得既然开了，肯定人家都上，自己的孩子绝不能落下。培训机构就是掌握了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没有哪个家长敢拿自己的孩子去赌，失败的结果家长和孩子都承担不起。
康健：校外的培训机构虽然庞大，但却是寄生的。培训机构的性质是培训，不是教育。教育和培训之间有质的区别，教育不是功利的，是交流学习的过程，没有急功近利的目的。培训机构为了招揽生意，讲究速成、短视、量化。当前，我们以应试教育为主导，很多人为了提高分数，需要培训，而学校又不能满足这一点，培训机构盘根错节在应试的肌体上。如果应试的教育制度取消了，这些机构稀里哗啦跟着就倒了。
杨东平：我不赞成把责任推到培训机构和家长身上，实际上源头在政府，政府没有依法行政、依法办学，允许重点初中存在，扰乱小升初的秩序，没有按照国家的教育方针严格实行初高中分离，禁止择校收费。问题面前，政府要负主要责任。
我认为，小升初的利益集团有两个部分：一、社会的优势阶层。他们很容易通过权和钱获得优势教育资源，不希望改变现状；二、教育局和重点学校，他们组成同盟，得到大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教育局和重点学校是利益共同体。
教育公平，需要反对的是特权
中国经济时报：部分家长反思，对名校的追逐和望子成龙的心情助长了小升初形势的恶化。中国的家长，都在抱怨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但自身难免又会成为不合理制度的助推器，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家长：我们很焦虑，社会上也弥漫着一种焦虑的情绪，这种焦虑难免转嫁给了孩子。我们这些７０后或者８０后的家长，在社会上感受到太多不安和困惑，人近中年，面对不满意的现状，已无力去更改。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希望他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在浮躁情绪的影响下，家长很容易失去理性，跟风，随大流，一边骂世道不好，一边挖空心思找门路、砸钱，既苦了自己，也苦了孩子。
康健：家长总给孩子灌输这样的意识：今天让你做１００道题，是为了你美好的未来，这样的想法其实是走入了误区。不能再用这些似是而非、缺乏逻辑的道理来误导家长，社会不能做这种不道德的事，必须有人、有声音出来正本清源。在我看来，学生的生命、健康比分数更重要。家长教育孩子不能舍本逐末，受眼前的利益驱使。高分就可以上好学校，上好学校就有个好未来，就算这个逻辑对，有多少人能成为这个逻辑的成功者？很多家长没有想清楚，孩子要的是什么，自己要的又是什么，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那些宏大的道理不可以随便往上套。另外，政府需出面清理社会上似是而非的生存法则，给家长一个交代。
杨东平：家长的不理性行为的前提是有校可择，如果学校都一样的话，家长们就不会如此疯狂。毕竟小升初是义务教育，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取消重点高中的初中，取消择校收费，缩小学校差距有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教师流动制。现在的学校，硬件差别不大了，优势教育资源体现在教师资源上。教师流动的实现方式有很多种，沈阳前两年推行过，在一个学校呆了５年以上的教师必须流动，包括校长；还有比较柔性的，如学区内的交流，原来归学校的教师现在归学区。还有一个办法是中考改革，把重点高中的名额大幅度地下放到所有的初中，大家竞争重点初中不就是为了上重点高中嘛。如此一来，对于每一所学校，处于第一梯队的学生都可以进到重点高中。这样就可以把重点学校的学生转移到普通学校。这种制度变革成本很低，且是写进国家规划纲要的，被很多地方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当然，改革在北京的难度是最大的，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包括中央机关和政府部门这些人的子女的教育需求，他们通过现在的途径，通过条子生和共建生上重点高中，他们愿意维系现在的格局。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反对的是特权。
要维护底层２０％的受教育者的利益
中国经济时报：在小升初的论坛上，家长们创造了许多专业术语和生存法则，小升初渐渐演变为一个灰色的文化现象，成为时代的缩影，您认为它的社会根源在哪里？
家长：我知道现行规则有很多不合理，但却没能力改变，只能就范，按照潜规则办事。所以，为了孩子的未来，尽管心里不认同，我还得去找人、托关系、花钱买学区房和户口。我也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可这个社会太功利了，成功与否是评判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我宁愿现在狠心一点，也不希望孩子将来成为失败者。
康健：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被反复提及后，仿佛就成了真理，成为了翻越不过的高山，家长都屈从于此，谁也不愿冒险当另类。
我更想强调的是，现实中，优秀、有权、有钱的学生组成了优势群体，他们推动着现在这套东西跟官方和法律对抗。他们认为自己是真理的拥有者，但他们其实是利益的获得者。媒体关于小升初的话题炒得这么热烈，都是这群人在表达意见。弱势群体，他们根本没有择校的资本，也没有发声的渠道。但这些人的声音很重要。教育公平，就是要维护最下面的２０％的受教育者的利益。现在只是在精英人群中炒公平，只有讨论到底层部分，才能真正体现出公平的内涵。
中央在教育上最强调两个概念，一个叫促进公平，一个叫提高质量。质量要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而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慢慢接受这些概念，教育就会更注重交流、过程，不再急功近利。实现义务教育的本质，是很迫切的任务。
杨东平：本来小升初，就跟四年级升五年级一样的，在绝大多数国家是没有台阶的，因为它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国家举办的、免费的、就近的、非淘汰的。造成乱象，完全是因为政府不依法行政，不依法办学，谈不上什么文化现象。如果政府积极地依法行政、依法办学，这种现象很容易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