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直以来，“条子生”似乎成了家长、学校之间心照不宣的“明规则”，大家都知道它的存在，也纷纷表示过不满，但是几乎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很少拿到台面上讲述，“条子生”背后影射的却是层层看不尽的关系网。今天查字典广州奥数网为大家推荐一篇关于广东重点小学校长讲述的“条子生”，希望从一个校长的讲述中，能看懂“条子生”背后的各种人情世故，是对现实的反思，还是对现状的无奈?
小学校长的“条子笔记”
领导那么多，孩子都想上好学校，
该给哪些孩子留位置，是当好校长的大本事。
作为一所重点小学校长，老严每年得花小一半精力，处理领导批来的条子。条子多、位置少，甄别、判断能力稍有疏忽，就会铸成大错。
一张“条子”的诞生
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刚刚处理完那些关系户的严校长，却并不能轻松些许——明年的“条子”已经提前八个月到来了。
在广东省一所重点小学当了十多年校长，老严也算经验丰富，看到那催命般的十多张小纸条，他还是倒吸一口冷气。
“世上本不该有条子，但走关系的人多了……”老严想开个玩笑，可他开不下去了。用他的话讲，事情得分两面看，条子多必然会带来难以取舍、违背原则的困扰，但同时也说明了学校的办学实力，而且“学校越好，条子越多”。
老严任职的小学，地处全市最繁华的地段，离市重点初中很近，周围全是高档住宅区。虽然是小学，但占地面积比一般的高中大得多，像个大花园。教师都是从各地抽调的优秀老师。一般的小学只能开设一门音乐、美术、艺术课，而这里光美术课就分为油画、素描、水彩课多个类别;还有专门的管乐队，素质教育位居全市前列。
“一般非富即贵之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来这儿读书。”说到自己的学校，老严还是挺自豪，“名校，依然是名校。”
从原则上讲，所有拥有当地户口的幼儿园毕业生，都要根据电脑派位的原则，在免入学考试的情况下，按照居住地划分区域，就近升入附近的小学。老严的学校，至少每年有90%以上的学生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入学。
因为所处地区的人口流动性大，各所小学还会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预留少量名额，可以免费入学。但这个名额，一般的名校都不会真正用在外来打工子弟身上。
“我们不可能腾出指标来。”老严说，那些指标都要为各种领导的关系留用。
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各地教委就开始发布幼升小的招生信息。各大名校会设置一个“关系户指标”，规定其数量的上限，这远远不够用。
老严所在的小学每年招生400人左右，他们的关系户指标上限是46个，而争抢这几十个名额的关系户，有1000来个。这1000多人，都有“条子”。
它们形式各异：有的就是一张顺手撕下，印着单位名称的信纸，直接用笔写着领导们的字迹;有的则是装在信封里，捂得密不透风、严严实实;有的是用油墨打印出来的，看着更像是上级单位下发的通知文件;还有一些，是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甚至是一个突然的电话……
拿到了这些条子，你就获得了参与竞争的机会，去争取成为择校生的资格。
择校生需要交择校费，但在这场竞争中，钱根本不重要——能掏钱的人太多了。
条子背后的硬实力，成了最管用的通行证。
局中局
与条子如影随形的，是饭局。
主动张罗的，一般是上级领导或者老严的朋友。这里面的水“不比官场饭局的浅”。无论你找哪个部门领导的关系，官位再大，最终的条子，也得落实到教育系统的官员来出面办事。
“老严啊，好久不见了，过来吃个饭吧。”教育局或系统内的领导会这样通知他。
饭店一般都是当地最好的，桌上摆满了最贵的酒菜。到场的除了领导，肯定还会有一个“领导的好朋友”。开场白基本上是“都是我的朋友，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觥筹交错之间，是很少说“正事儿”的。到了饭局结束的时候，聊得差不多了，领导会或严肃或幽默地点上一句：“最近学校的学位紧不紧张啊，如果有空余，他(领导朋友)的孩子，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考虑啊。”当然，还会补上一句：“如果实在紧张，不要有思想压力，就得按原则办!”
这句话，老严听过无数遍，但“怎么办”，差异可就大了。“领导都很精明的，不会留下话柄。”饭局后，领导一般会打个电话过来。如果电话那头一再强掉“不能违反原则”，那这个事儿就可以暂时放下了。如果最后一句是“得认真处理啊”，那这事儿就得抓紧办了。
甚至不用事后联络，饭局上的一举一动就可以作出判断了。
如果领导对他的朋友非常热情，不断敬酒夹菜，而且神态恭敬，那就是很重要的朋友。说到“正事儿”的时候，老严会直接掏出小本子，当面记下来，以示重视。
如果领导说话虽然客气，却表现得不是很亲热，说话打着官腔，菜也没动几口，那这个饭局仅仅就是应付差事的“面子工程”。老严就会苦着脸十分为难地告知：“哎呀，现在学位已经满了，我也很难办啊……”
有的领导很忙，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得提前退席了。走之前他一定会再嘱咐上两句，比如“做出这么多贡献的纳税人，一定要想想办法”。但深谙察言观色之道的老严，基本上心里有数，知道“该按着什么规格办”了。
如果领导一上桌就开门见山，直接说“正事儿”，那不仅说明这是自己人，而且很可能是比“领导还有面子”的朋友——事情就得马不停蹄地办了。
老严干笑了一声：“这一切都是饭桌上能看出来的。到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唱双簧了。”
这些细微之处，诸如语气、神态、动作以及和朋友的亲密程度……没法一一例举，都是“多年经验积累而成”的。
老严赴过无数的饭局，收过数不清的条子。
第一次收到条子，是2004年，一位教育局的领导写给他的，同时也吃了饭，用他的话说，这就是“双保险”了。饭桌上的老严，内心颇有一番斗争。尽管不情愿，事情还是办了。如果跟当地主管部门的关系处理不好，老严和学校都会麻烦无穷。“学校组织教师旅游，需要相关部门批给你培训和参观学习费用;有些好的老师想要调动过来，管人事的部门就会刁难你，甚至调水平差的老师过来;需要更新教学设备，申请批资金，也可以不拨给你。”
十年下来，托过关系的部门数不胜数：财政局、税务局、社保局、人事局、公安局、发改局、旅游局、审计局、统计局、城管局、旅游局、人大和政协还有卫生局……末了他补了一句：“甚至计生办。”
但处理这些条子的方式可大不一样。像财政局、发改局和税务局这样的“财神爷”，社保局、人事局这样管人的单位，顶头上司教育局——这些管钱、管人、管事儿的“管用单位”，万万不能得罪。
但像统计局、文化局这样的冷衙门，跟学校事务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就可以找借口打个哈哈推辞回去。
当然也得看具体情况，如果学校里有人超生，即使计生办这样的部门，也得帮人家办事儿。
老严有几位同学，在北京的初中当校长，私下里聊过——教育部里的实权部门，比如基础教育一司和二司，直接管理中小学校;教师工作司，主抓老师的培训和调动，这些部门的条子就跟“圣旨一样”。而高教司也同样是实权部门，但与小学教育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就可以不予理睬。而边缘部门就更别说了，比如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老干部司，甚至还不如市教育系统的直管部门说话管用，很容易就搪塞。
“规矩”
以前，递条子的人们流传着这样一个潜规则：如果字用圆珠笔写的，那事情就“可办可不办”;如果用黑色碳素笔或钢笔写的，那就“尽量办”;如果条子盖了领导的个人印章，那就“一定要办”了。
老严对两种实体的条子印象深刻。第一种，家长找到领导，领导没办法，只得写了个条子，像公文一样的：某某校长，现在是这样的情况，请根据教育政策范围内的原则，在允许的条件下，给予办理。
第二种条子，内容中会明确要求解决问题，还提出“其他方面”的照顾。这一般是关系很铁的领导，言语间不会顾忌，类似私人信件的形式，信是封着的。开头也不叫校长了，直呼老严的名字。
“一般写‘办理’的，基本都不办理。‘照顾”，就不一样了。”他解释着。
而现在，老严接到的实体条子越来越少，甚至连短信都很少了，“那是黑纸白字，出事儿了这就是证据!现在领导可没那么傻。”
如果是“非常大”的领导，那孩子的家长不仅不用交赞助费，报名后连电脑派位程序都省了，户籍、学籍等关系早就有人处理好了。
曾经有一个孩子，一分钱没花，一步到位，是以政策上“海归高端引进人才子女”的形式入的学。上面就打了个电话，就一层一层地压下来了，催着办。“实际上是不是呢，我不好说。”老严压低了语调，“可以确定的是，家里有个省一级的领导。”
但有些真材实料的海归人才子女，就不见得有这种待遇了。一个刚刚归国、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下了一番苦工夫，拿来了厚厚一打政策文件，还咨询了律师，当然也找关系。饭桌上，领导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老严一边陪着笑，一边咬定“没位子”。
保险柜里的“条子笔记”
收到了实体条子，老严会把它销毁，但他会把这些内容记在一个笔记本上;至于各种电话、当面打招呼的各种“看不见的条子”，他更要记录下来，一是方便自己查阅办理;二是备用好各种关系。
老严有一个32开本的牛皮笔记本，专门记录各种条子关系。
翻开这个不起眼的本子，基本上3个孩子写一页，一年要记上400个左右的孩子。每个孩子会标明两个信息：一个是孩子的个人信息;一个是孩子的父母以及委托关系人的信息。
这个笔记本，被老严锁在了校长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每年5、6月份，当地幼升小的招生信息开始发布。到了8月中旬，笔记本上便已经陆陆续续记下400多个等着入学的孩子。根据对方的情况和能量，经过层层过滤，老严会选拔出最终的几十人。这个时候想加塞已经晚了，老严早就给这些关系排出了先后顺序，不能动了。他会告诉这些临时抱佛脚的人：谈都不用谈，位子满了。
以今年为例，8月17日晚12点，一切准备就绪，老严将所有定下来的名字，迅速填录在学校报名系统中的名单中——这一切必须在两个小时以内完成，为的就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第二天，老严会亲自给委托的领导以及孩子的家长打电话过去：“事情办妥了。”而被淘汰的大多数人，他也会派人去打个电话通知一下。那些没能办成事儿的委托领导，老严也会客客气气地赔上一阵不是。
哪怕细致到这份上，老严还是看走一次眼。
2010年左右的时候，朋友引荐了一位“在机关开车”的关系户。因为没看出有什么背景，老严直接做出了判断：不是重点照顾对象。他根本都没记在笔记本上。
过了一个星期，教育局的领导给他打来了电话：“那个司机的事儿，办了没有。”他如实回答：“他的条件不符合，还是先优先别人吧。”
对方也不拐弯了，撕破窗户纸：“他是市常委的司机，这事儿别拖了!”
“十年来，我唯一的一次误判。”老严说。
当时的名额已经用完了，他只得拿出压箱底儿底牌：三个包括上级领导都不清楚的名额。这是他特地为了避免在关键时刻出现突发情况而准备的。
“如果没遇到紧急情况，那这三个名额岂不浪费了?”
“那就浪费了吧。”他说，“这是保命用的。”
那些没有关系的家长，就只能打亲情牌了，找老严的亲戚、朋友说情。“甚至有人找到我孩子的同学!”一到快招生的时候，老严的手机便会设置号码屏蔽，陌生的号一律不接，也会跟门卫打好招呼，找校长的一律不见。即使这样，小区门口还是会蹲着几个求情的家长。
有一对普通家庭的姐妹，姐姐在他学校就读，等到妹妹要上小学时，因为学区划分发生变化，不能上这所小学了。姐姐曾到校长办公室说情，说着说着就哭了。他只得安慰姐姐：“以后，学校的场馆和校园对你妹妹开放，这样你们还能一起玩。”
虽然总要跟条子打交道，老严也对条子很反感。“我是农村出来的人，也是个外地人，良心上过意不去——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就没有机会呢?凭什么他们就有机会呢?”
但也并非没有例外。
老严讲了个校长圈里流传甚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普通家庭想让自己的孩子上重点初中，可孩子的父母是外来务工者，他们有个亲戚在区教委工作，级别没大到可以写条子。亲戚就把自己知道的这所学校的条子生列了个名单，给了孩子的父母。家长拿着这个名单天天守在校门口等校长。
没过多长时间，这个孩子顺利地升入了这所重点初中。
讲完这个故事，老严呵呵地笑了好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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