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谈论特区30年深圳缺失的话，最大的缺失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这30年中，深圳没有成功办出一所世界有名、亚洲有名或者中国有名的大学。”前日，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泳做客金钥匙·南都公众论坛，谈从西南联大看当下中国之高等教育，认为现代大学的核心精神就在于学术的独立与自由。
谢泳先生的话，不仅在深圳适用，放在全国，也适合———我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缺失，不也是没有成功办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么?但专门对深圳说，具有深意，这不是因为深圳有钱，而是因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需要的是改革的勇气与胆识，深圳作为改革特区，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可惜的是，深圳没有把改革的优势发挥出来。
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界，以前大致有两个基本认识。一是靠钱。不少专家以美国哈佛、耶鲁每年几十上百亿美元的办学经费论证，中国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加大投入。二是靠“一流大学工程”。怎样加大投入呢?选择少数学校重点建设，这就有了最初的211 工程，以及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推出的985工程。谢先生说深圳没有高校进入中国有名之列，就是以是否进入“211”作为论据的，但其实，985、 211，是国家计划选择的，与办学水平是否真正国内一流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这两个基本认识，并没有走通建设世界一流之路。尤其是985工程，目前发展到43所高校，10年重点投资，都被相关高校称为学校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但发展最快的是什么呢?大学校园面积，不少高校借此轮发展，校园面积变为5000亩以上;发展最好的是什么呢?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以及用于显示办学政绩的“学术论文”。大学在这样“又快又好”地发展中，被普遍指责人才培养质量下滑，教育行政化严重，产出的论文多是垃圾论文，大学作为社会灯塔的责任，已经迷失。就是在我国大学十分关注的大学排行榜中，只要不是中国人排的，内地大学都表现不佳，相比10年前，甚至有差距拉大的趋势。
回头审视我国建设一流大学的历史，大家才发现，在我国教育史上，其实早就出现过世界一流大学，这就是西南联大，而西南联大以上两点都不具备，当时办学条件极为艰苦，也没有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让这所办学时间极为短暂的学校创造辉煌办学历史的，是其拥有以“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
我国大学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绕开这一基本制度，寄望探索建立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模式。但建立这一制度，面临的是全面的利益调整，具体包括将政府直接掌控的办学权全部交给大学，将评价权交给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社会，政府只有投资举办权和依法监管的权力;在学校内部，将被行政领导操控的教育权、学术权，分离给教师，让教师自主教育、自主进行学术研究，将教育评价权，交给受教育者和社会机构，受教育者拥有参与学校管理、监督与评价的权利。进行这样的利益调整，首要挑战的是政府部门的权威与既得利益。
这就需要改革的勇气和胆识。作为改革热土的深圳，在这方面当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试水推进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我不想从功利的角度——— 所谓的一流城市、一流教育、一流人才，一流大学将为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等来讲述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性，单就为我国大学怎样拥有教育尊严、学术尊严，回归其在公众中应有的形象和声誉，在改革中都不应该遗忘对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
令人纠结的是，深圳就是今天启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探索，也仍旧是“敢为天下先”，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这一领域的改革，还是空白。对此，深圳不要再错过改革的时机，让大家再等下去。从目前的情形看，国家已对大学改革整体布局，但路径并不清晰，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就肩负让路径变得清晰的重任。这一探索，能否在发展深圳本地高等教育的同时，对全国大学的改革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其价值并不亚于西南联大当年创造的辉煌奇迹。有了基本的办学制度，再加上国力的保障、资金的支持，在我国诞生一流大学，实乃指日可待。